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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发布系统三次颠覆世界观:我知道中国会越来越好-领耘资本

作者: admin  发布: 2016-04-26 分类:全部文章 阅读: 151次

三次颠覆世界观:我知道中国会越来越好-领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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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华尔街日报》网站头条刊发了一篇文章《New Challege to U.S Power: Chinese Exceptionalism》(对美国地位的挑战:中国的特色主义)》,提到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李晓鹏的采访。
7月25日,《华尔街日报》网站头条刊发了一篇文章《New Challege to U.S Power: Chinese Exceptionalism》(对美国地位的挑战:中国的特色主义)》,提到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李晓鹏的采访。
李晓鹏博士出生于重庆贫困地区,曾在哈佛和剑桥求学。作为80后,李博士这一代人和中国一起,经历了整个90年代波澜壮阔的改革和迷茫,也眼见着国家一步一步强盛,不断拥有更多国际话语权。
文章发表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最近,我们找李博士谈了谈,听他讲述了自己思想转变的完整经历,或许可以由此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崛起之路。

?文 李晓鹏经济学博士,著有《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
我叫李晓鹏,生于1982年,改革开放后四年,是比较早的一批“80后”。今年三十出头了。
回顾这三十多年的生活,感觉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体验到了人类社会两千多年的变迁——从原始的农耕社会到工业化社会,再到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社会。这个过程让我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认识经历过很多次剧烈的冲击和变化。
我出生在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重庆和贵州的交界处。西南地区本来就是中国最穷的地区,我家在两省的边缘地区,就是穷上加穷。
那个地方群山起伏、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父亲是乡里的数学老师,但是他的兄弟和父母都在农村种地。寒暑假和农忙的时候,我也会去农村做些农活。
当时学校还有专门的假期叫农忙假——每年稻谷播种和收割的时候放假一周,中小学的孩子们都回家去干农活。不然家长们会有意见,说读书耽误了农忙刘雪婧,就不让孩子来念书了。
农忙时候干的活儿,劳作方式跟两千年前没有多大的区别,犁田用牛、插秧用手,收割用镰刀、打谷用架子。

和现在孩子猎奇式的学农假期不同,那时候的农忙假是真的农忙
小镇(乡政府所在地)只有一条街,被称之为老街,都是一些老式的瓦房。街道大约只有五六米宽,但相当长,大约有一两公里,街旁边就是河,叫笋溪河。
这条街的历史非常古老,应该有一千多年了。所有的老街坊都认识。尽管物质生活贫乏,但治安良好、没什么贫富差距,大家习惯了紧巴巴的小日子,生活还算悠然自得。
1998年,长江全流域发大水,笋溪河也一夜暴涨,把我家房子冲垮了。整条街被冲垮的房子不少。洪灾过后,乡政府趁机对街道进行修缮开发,搞旅游,号称“中山古镇”。去年(2015年)春节还上了新闻联播,被当成“青山绿水变金山银山”的典型案例,现在就更火了。

江津洪灾老照片

如今的中山古镇已经成了旅游胜地
我离开中山,是一级一级考试考出来的。当时还有一级行政区划叫做区,比乡高一级,比县低一级。
1996年去区里面读初中,1997年到江津县城读高中。2000年从县里面考到了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念完大学上海仔郭永鸿,在博士期间去英国剑桥大学做访学。后来又到美国哈佛做Research Fellow(大致可翻译为“研究员”)。现已回到国内,定居北京,以研究为业。
从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从两千年前的农业耕作式的生活方式,到大城市体验工业化社会的生活,又到英美感受西方现代化的生活,跟着大家一起,经历信息化、移动互联网的创新浪潮。人类从农耕时代走到今天,走了三千多年,我在这三十年里亲身体验了一遍,这是我的最幸运之处。
第一次思想颠覆:孔子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外部世界的快速变化,也急剧改变着我们的思想。我们这一代人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经历了几次很大的变化。有的时候是完全颠倒过来:以前你认为正确的现在全部错了,以前你认为是错的现在全部正确了。
而且更神奇的是:还可能再颠倒一次。
我出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五六年了。但文革的影响依然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材料和图书,很多家庭还保存着。小时候去小伙伴家里玩,从他家床下的纸箱子里翻一些小人书,大部分都是文革期间出版的。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套批判孔子的书。

近年来有关《孔子》的影视作品也越来越多
文化大革命有一段时间批判孔子,把孔子说成是很坏的一个人,是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文人,成天就想复辟奴隶制度,反对社会进步,主张坚决镇压奴隶们的反抗。
我不知道文革是什么,但小人书上的东西看得懂。小孩没有分辨能力,以为书上说的就是对的,认为孔子就是一个大坏蛋,而崇拜书里面跟孔子斗争的奴隶起义英雄。
过了几年,中央电视台播了一个纪录片,就叫《孔子》。那时候我家还没有电视机,对门买了,黑白的,只能收到中央一台,而且只有晚上才有信号,周围的街坊们晚上都跑到对门去看《孔子》。
我看得半懂不懂的,但印象很深刻,因为前后对比太强烈了。这个纪录片竟然说孔子是一个伟人!是伟大的教育家,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电视里面还告诉我们全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都有孔子像。
这是我第一次世界观的颠覆。
第一次发现,原来这个世界对同一个人竟然可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以前书上说他是坏人,坏透了。现在中央电视台里面又说他是好人,而且还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怎么会这样?好坏可以这样颠倒吗?
后来我上了小学、初中,接受了改革开放的标准化教育,文革的影响慢慢褪去,把文革的错误路线纠正过来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这才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对孔子的批判是“文革”时期极左路线的产物。这些,我全都相信了,不再对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有任何疑问。
在信息闭塞的小山村,对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我并不了解。在读大学以前,我从未离开过重庆,重庆市的市区也只去过那么三四次。政治课本上告诉我们,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的、反动的、剥削劳动人民。我对此深信不疑快乐人儿。
中学时期,我努力的学习中国政治和中国革命史,崇拜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政治领袖。高考的时候,我的政治科目成绩是重庆市第一名。

粮票
我家的生活水平在改革开放以后提高很快。小学的时候还有粮票——每个人每个月吃多少斤大米都要根据粮票配额供应。在配额内,国家统购统销,价格比较便宜,超过配额的部分则花钱也买不到。
一个青少年男子的配额是最高的,一个月可以吃32斤粮。我对这个数字印象深刻,每天都盼望着长大,盼望着到了中学以后就可以一个月吃32斤大米了。但等我真的上了中学,粮票制度就废除了。
粮食放开以后,镇上也通自来水了。以前是自己去河里挑水,家里有个大水缸,慢慢镇上开始修自来水管了,一家一户铺进来。

后来政府又投资建了电视转播站,买了卫星信号接收器,给家家户户接入有线电视。我们家也买了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机,可以看见中央一台和二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经济更好了。
之后,我们家就买了一个长虹的彩色电视机。家家户户生活的改善很明显,吃的、穿的、用的都有提高。
到乡里的公路很早以前就有,但往农村延伸是在七八十年代。公路修好之后,随着政策放宽,有很多做小买卖的生意人开始跑货物贩运。当时有中山、太和、常乐三个乡镇,大家约定中山三六九赶集,常乐二四八,太和一五七。
每三天轮换一次,逢十就都休息。到了赶集这天,周围乡镇所有的人都来这里买东西,小商贩在街上摆摊,各种花色的衣服布料最受欢迎,商品经济日渐繁荣。
第二次思想颠覆:我们普遍相信中国会崩溃
等我1997年到县城读高中以后,和中国以外的事物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
外国的商品开始在县城里出现了,但是很贵。比如电池,国产的电池比较便宜,一块钱一对,而日本产的金霸王电池,十块钱一对,特别特别贵。但使用的时间很长,品质可靠。
我们用来练习英语听力的随身听和磁带机,日本索尼的价钱是国产的好多倍。运动鞋,美国的阿迪达斯和耐克,也比国产品牌贵很多。这些外国货,只有家里很有钱的同学才买得起,可以在同学们面前炫耀。
西方商品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足以让处在偏远地区县城的我也感受到西方和中国的差距。
这段时期我在思想上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没有太大的变化。对我思想刺激比较大的是1999年美国轰炸南联盟大使馆这个事。
美国人在轰炸南联盟的战争中,用导弹攻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炸死了我们的外交人员,我们才第一次强烈的感受到来自美国的敌意和对国家的威胁。

当时的中国民众群情激奋抗议美国轰炸行为
那一年我17岁,和几个同学印发了一批传单到街上散发。传单上没什么特别的内容,无非就是把新闻报道重复一遍,并表示强烈抗议。我们在通过这种方法来表达愤怒。
我们从小接受的历史教育,中国近代以来就不断地遭到西方列强入侵全娱天王。但那都是历史,这是第一次在现实中感受到国家被欺凌侵略。这种愤怒的感觉是很强烈的,我们不能容忍中华民族再次受到这样的侮辱。
一年后,我抱着这样一种感情到北京开始念大学。
刚进校的时候宿舍没有网络,上个网得跑到校外的网吧去。大一下学期,学校开始在学生宿舍里铺设网线。我在2001年上半年,跟寝室另一个同学凑钱合伙买了一台电脑,是一个台式机,放在寝室上网。
没过多久,9·11事件发生了,美国的世贸双塔遭遇恐怖袭击,大楼倒塌、死亡上万人。当时,包括我在内,全班同学听到这个消息都感觉到——美国终于被人教训了!
此时距离美国袭击中国南联盟大使馆才两年。我们都觉得美国非常可恨,但是也已经知道它很强大,拿它没什么办法。

9·11事件不仅是美国的转折点,也是世界的转折点
第二天上课,同学们都无心听课,觉得应该放假庆祝。学校和官方没有任何表态,还是要正常上课。国内的一些文化名人发文章批评我们,说我们这种思想是可笑、荒谬的。恐怖袭击是对全世界文明的挑战,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中国人绝对不应该幸灾乐祸。
情况变化得很快。
没过多久,美国要报复,去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个时候我和很大一部分同学竟然完全支持美国的行动。我们的思想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觉得美国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是一件非常正义的事情。
从9·11事件到美军攻打伊拉克,也就一年的时间,为什么我们的思想会变化那么大呢?
这是因为,我们进大学以后接受的思想、看到的东西,和高中时代完全不一样。到了大学,特别是有了网络以后,接触的东西就全变了。
法学院的老师们都是海外留学回来的,其中以从德国、美国回来的最吃香,其次是英国和日本。
他们全盘接受了西方法律思想,在课堂上讲授的东西,无非就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是好、英国的法治传统多么悠久、德国的法律体系又有多么完善……而中国则不民主、不法治、不自由、没有人权……总之就是全面落后。

90年代的网吧
不仅课堂上老师们这样讲,网上也这么说。
那时候国内网络正在建设中,各方面的管理很松散,网上发什么文章都没人管。
现在想起来当时看的很多网络文章都是造谣,没有根据的胡说,但当时不知道,反而深以为然。
网络把中国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暴露出来了。
初中的时候,学校的老师们组织过罢课。因为乡镇政府拖欠老师的工资——这在九十年代在全国都十分常见,大家普遍相信拖欠的工资被政府官员贪污或用于吃喝腐败了。
初二那年,有一天晚上我的英语老师从亲戚家吃完酒出来,被六个流氓拦路抢劫。这些人喝醉酒,抢走了他所有的钱物,还要把他丢到河里淹死。在河边被路过的人发现才未能得逞。
那帮人第二天被镇政府抓起来了,老师被打到住院,结果这批人竟然很快就被释放了。老师们认为这是走关系和行贿的后果,于是开始罢课、上访。由于教学秩序不正常,我被迫转学。
1998年大洪水,把我家的房子冲垮了。后来一直好多年,我父亲就住在学校提供的一个小房子里,没有空间再给我住。我在外面念书是住校,放假回家就临时给我找地方。
我回家一般是寒假和暑假,我父亲的学校也放假了,他便在图书室里铺了个床给我睡,好多年都是这样。当时灾民很多,我们家还算情况比较好的。
但就是这样的情况,在救灾过程中,依然出现了镇政府官员贪污救灾款、救灾物资的现象。这让我们非常愤怒,又有很多街坊参与组织上访、告状。
我考大学的时候报考法学专业,也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理想,认为法律、政治这种东西能够改变中国的现状。
当时我十七八岁,觉得这些东西肯定要改变,但不知道要怎么改变。我有了这些经历,又受到大学课堂上老师们宣传的、网络上文章讲的西方民主法制的影响,思想很容易就发生了改变,觉得西方的政治体制非常好,应该用它来改变中国。
这是我自孔子从坏人变好人以后,遭遇到的第二次思想颠覆。我发现以前所相信的东西竟然又都是错误的或者虚假的。
当时我们人大法学院有几位法学泰斗,已经退休了,年轻老师嘲笑他们是“社会主义法学的最后堡垒”。在年轻一代,无论老师和学生,我感觉已经没人再相信什么“社会主义法学”了。大家全都是学的西方那一套东西。
市场上类似的书也很多,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套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写的介绍美国制度的书,叫《近距离看美国》。其中有一本叫做“总统是靠不住”的,讲的是尼克松的水门事件。
这个事情在中国看起来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一个总统犯了窃听政治对手的错误,这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美国的体制通过一套一套的程序,居然就让他下台了。在这过程中,他试图让司法部长干预调查,但是在制度面前败下阵来。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这在当时的中国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难道中国不也应该有这样的制度吗?大学四年,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图书馆里阅读了很多西方的社会、经济学、法学名著。我想要深入的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体系,将来可能对中国的改革有好处。
都是那些很传统的启蒙思想家写的西方经典,李建群比如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卢梭《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此外看了很多关于美国宪法的书,诸如美国制宪历程、美国著名的宪法案例集等等。
看书、上网、听课,从各个角度我得到的信息都是一样的:中国落后了,西方才是人类文明的灯塔,我们应该努力让中国变成西方的样子。
当时中国有收容遣返制度:如果到北京、深圳、广州这种大城市而没有合法居住证明的,可能会被城管、警察抓起来遣返回老家。在这个过程中,被遣返者的人身自由会遭到限制,中间就可能被监管人员敲诈勒索或者虐待。
在有一次班会课上,班主任老师跟我们讲,说学校来了一个新老师,手续还没有办好,突然间这个人就消失了。学校四处打听,才得知是因为出门逛街遇到警察查证件,被当成无业流民收容。后来学校派人去给接出来了。
这个时候中国重点高校几乎全部铺通了网线,大学生们都可以在宿舍自由的上网,高校的网络群体出现了,网络舆论爆发的条件已经成熟。
很快,政府宣布废除收容遣返条例,对无业游民从强制收容遣返改为非强迫性的救助。
网络言论并不限于为孙志刚伸冤,而是纷纷指向整个国家体制。这种言论在网上影响力之大、传播范围之广泛,说明在会上网的大学生群体中间,已经有了一定的共识:中国的政治制度一定要做某些彻底的改变。
大家普遍认为西方世界非常美好,中国的制度则应该学习西方。普遍的说法是,等改革开放以后的新一代年轻人成长起来,中国就一定会全面学习西方。
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2008年我出国以前。
第三次思想颠覆:中国确实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
出国以前,我逐步也意识到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并非网上有些文章讲的那么一无是处。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网络上、课堂上、社会上有关中国前途的争议越来越激烈,并不再是那么一边倒了拉里伯德。
2004年,我的一个讲经济的老师,在课上给我们说:他们去美国、英国玩,从国外买东西带回国内,打开包装发现尽然都是made in china。这种情况已非常普遍。
听到这种事情,很难不对中国产生一种自豪感。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个词已经流行起来,在报刊杂志上频繁出现了。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老牌世界工厂。现在中国也成为了世界工厂,这似乎很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才对。
但也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制造是低端制造,而且是以牺牲底层劳动者的健康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换来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真正高端的东西还是在发达国家。
2007年的时候我和一个同学辩论。他认为中国快完蛋了,粗放的经济增长已经耗尽了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
我认为中国经济仍然会高速发展,并不会崩溃,中国有足够的时间在经济正常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最终走上西方自由民主道路。他举了很多例子,说中国的高端产业跟世界先进水平还差的很远,根本没有希望追上。
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一步一步来的。我们二十年前什么状态,现在是什么状态?中国的产业链虽然低端,但薄利多销,挣的钱也不少。只要有钱,高端的产品我们可以投入研发、可以收购、可以招聘外国的高级人才。
总之,只要经济发展起来,这些差距都是可以追上来的。我当时已经有这种思想了,觉得中国在经济上可以变得强大,但这样的想法还不足以改变我对东西方政治体制的认识。

另一件促使我思想转变的大事情是美国2007年爆发次贷金融危机君智咨询。
我喜欢上网看《经济学人》网站上的文章,2007年以前的《经济学人》,总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都是问题。但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经济学人》上集中发了很多文章,说美国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中国却还在高速增长,这是西方世界始料不及的。
很明显能感觉到,西方世界已经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崛起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事情。
特别是2008年中国奥运会,让西方对中国刮目相看。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政府花大量的钱,建了很多豪华的体育场馆,是一种可怕的浪费,就是为了一个面子工程,奥运一过,这些提前透支的财富会让国家经济陷入萧条。
奥运会过后,我就去了剑桥。剑桥是一个很古老、很漂亮的地方,我以前没有在那么漂亮的地方学习和生活。我是抱着朝圣的心态去的,那地方对读书人而言确实是一个圣地。
在剑桥的生活很愉快,但也让我观察到了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
跟国内一个很直接的对比就是银行系统。
到了剑桥第一件事情是要办一张银行卡,首先没有排号机。中国任何银行都有排号机,而在英国的银行只能人工排队,效率很慢。
在银行窗口提交了所有证件、办完所有手续以后,还需要至少等七个工作日,银行会把卡寄到我的地址去。我觉得很惊讶,在中国办一张银行卡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直接有办卡机、身份证一扫就可以打出来。
我很震惊: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效率低到这种程度?
我去坐伦敦的地铁,比北京的更破,价格却是北京地铁的几十倍!一张地铁票四五英镑,价值六十多元人民币,而北京当时是两块钱随便坐。
伦敦这个城市好像也就这么回事,没有多么好。伦敦金融城还可以,但跟上海陆家嘴相比也差的很远。我去了英国很多城市,感觉这些个地方,文物古迹自然风光倒是很值得一看,但看不到一个世界强国的痕迹。

伦敦地铁站

上海地铁站
在英国各地,都有人乞讨。我去苏格兰旅游,一些看起来穿着很时髦的年轻女士也坐在街上乞讨要钱。冬天大雪天,走在剑桥的街上,有乞丐抱着一条狗要钱,我也会给他一个英镑。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问题很多的。
后来我又获得了去哈佛做研究的机会。到了美国以后,我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变化就更大了。哈佛是一个很开放的学校,跟剑桥差异很大。剑桥保守、严谨,大家更关心纯学术,而对外部世界最新的变化不太敏感。哈佛这不一样,每天都在讨论热门话题瑙鲁怎么读。而当时中国就是最热门的话题。
这时已经是2010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个世界变化很大。我发现,原来有很多美国一流的学者竟然也认为中国非常厉害。他们认为中国崛起会挑战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在国内,我听到的基本都是关于中国如何如何差,而美国如何如何好的言论。我想不到中国在美国精英们眼里,竟然已经如此强大。这样看来,中国还确实是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
我在哈佛的同事中有一个在中国工作多年的日本朋友,曾经担任日本央行驻中国的研究部门负责人。他告诉我中国一定会超越美国,还给我看了很多他的研究材料。
大量的数据表明中国在2008年的经济结构大约相当于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而不是八九十年代。就算房价像过去几年一样继续一路狂奔,中国要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也至少还有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空间,而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肯定已经大大超过美国了。
我认为他的材料很有说服力,同时也决心在未来二十年为中国找到金融地产健康发展的方案。
美国社会跟英国社会比,问题可能更多。比如流浪汉、乞讨的现象比英国更严重,贫民窟在各大城市随处可见。在地铁站台上,时不时就会钻出来一个人,向我讨钱。这种情况很普遍。
此外,美国的社会治安也比英国更糟糕。
在大城市,中国人都不敢去downtown黑人聚集区这样的地方。我的邮箱经常收到哈佛或者波士顿警方发的一些消息,说城里又发生了枪击案或者有人因为抗拒抢劫而受伤,提醒大家遇上了抢劫不要反抗。
在中国学生中流传着一个经验:钱包里带上20美元现金宝贝向前冲,遇到抢劫就给劫匪。如果多于20美元损失比较大,但如果少于20美元,劫匪可能就会伤害你。这似乎是一条劫匪们的潜规则。

美国黑人聚居区
在中国的城市,治安状况要明显好得多。大晚上一个人出去随便逛,绝对不会有安全上的担心。这也带动了夜市经济的繁荣,晚上出来吃吃喝喝四处闲逛成了许多普通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
美国社会不仅离一个理想社会有差距,就算跟中国社会比起来,也有很大差距。中国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和美国全方位拉开了差距。落后的公交系统,脏乱破旧的城市街道,坐地铁也不够方便,银行的服务效率则跟英国一样低下。
在哈佛那段时间,《华尔街日报》发了一篇比较轰动的报道,一位被称为“虎妈(Tigher Mother)”的华裔母亲讲述自己培养孩子的经验。
这位母亲用中国式的严厉教育培养出了两个非常优秀的孩子,她坚信中国的教育模式比美国更好,对孩子的严格要求不仅让他们更优秀,还可以让她们更快乐。她认为快乐不是依靠放任自由获得的,而是通过严格要求和训练让孩子不断取得进步,从进步中获得根河天气预报。

虎妈和她两个优秀的女儿
她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跟自己的女儿斗争,强迫她练习钢琴。这个过程十分辛苦,但女儿在掌握了钢琴技巧以后可以在学校登台表演。表演成功令女儿激动万分。虎妈认为这才是父母给予孩子的真正的欢乐。
而她有一个美国朋友,对女儿非常放任,任凭她荒废学业,胡吃海喝,最后他女儿长得很胖而又什么都不会,当父亲的还叫她“我最美丽的天使”。但他女儿私下告诉“虎妈”,她知道父母在骗她,自己既自卑又抑郁。
“虎妈”的文章向西方世界表明了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正在恢复。中国的教育模式很明显优于西方。即使在西方国家内部,华裔培养出来的后代总体而言也比外国小孩优秀。
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学里,华裔大学生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是顶级名校,这种趋势就越明显。
早在2004年——我还完全沉浸于从经济政治上学习西方道路的年代——我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学习改变命运》,认为中国不应该被西方所谓的“素质教育”所迷惑,应该坚信应试教育就是最好的素质教育,学好数理化就是最好的素质。
当时的主流舆论对高考制度口诛笔伐,认为它作为科举考试的遗毒被现代西方素质教育取代是历史的必然。《学习改变命运》可能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为中国考试制度和基础教育体制辩护、反对抛开考试谈素质的畅销书。
《学习改变命运》是我第一次以公开的形式发声,反对中国盲目学习西方。虽然只局限在基础教育这么一个很小的领域,但火种已经埋下。等我读到《华尔街日报》有关虎妈的报道时,仿佛找到了知己。
十多年前有关基础教育的思考,这些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到英美留学的感受……这些东西都串了起来,让我开始有了一种朦胧但明确的想法:中国这些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不是偶然,也不是因为简单的学习西方,而是因为我们从文化教育到政治经济,都有一套不同于西方甚至可能是优于西方的东西。
中国的制度,不是大部分落后和局部有优势,而很有可能是整体上优越于西方。
这个国家会更好
我的思想变化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在同龄人中应该有一定代表性。比我更年轻的90后、00后一代,像我以前那样认为中国应该完全学习西方体制的比例已经不高了。
90后、00后经历的变化比我们更少,在他们有政治意识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强国,如果告诉他们西方的制度多么多么好,他们也不太会接受。他们从小就比较自信,从根子上认可自己的国家。
网上流传一句话:“一出国就爱国”。中国向全世界派遣留学生,西方国家也很欢迎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乐观的认为大量的留学生会认可西方的制度并用它来改变中国。但最后的结果可能会正好相反。
好多人不出国,还不知道中国这么好。真正到了西方国家留学,才发现中国优点非常多——政府办事效率、治安情况、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成本等,中国都好太多了。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好,世界和中国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代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一定是越来越有信心。
我们在大学期间曾经顶礼膜拜的某些意见领袖,片面主张中国应该学习西方,他们的论调不仅被转变了思想的80后抛弃,在90后、00后中间也越来越没有市场,越来越不受欢迎了。
如果我在八十年代就出国留学,对比西方的强盛和中国的贫穷落后,我也会大力鼓吹西方制度的优越性,主张大力学习西方,从科学技术到经济体制到政治制度都要学。种子发布系统
但时代不一样了,我们这一代人,以及后面的90后、00后看到的、亲身感受到的社会问题,既不是国家贫穷落后,也不是体制僵化不灵。国家已经强大了,计划经济体制则早已被摧毁,政府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调动经济资源,官员们在网络舆论的监督下不再能够任性妄为。
个人可以自由地变换工作或者创业,只需要一张火车票就能自由地从一个城市迁往另一个城市。计划经济时代缺乏选择自由,现在是选择太多无法适应。这种情况下,夸西方、赞自由、骂体制的那一套传统布道方法,在年轻人中间当然会越来越没有市场。
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探索史,每一代人遇到的难题不同、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同,最后的成果也都有利有弊。后一代人对前一代人的探索,往往是既有继承,也有扬弃。
但跟之前的几次大变革一样,改革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伴生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之前的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改革本身带来的新问题。为此,必须有新的方案来解决。若还是依靠以前的路径,试图主要靠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解决,是肯定行不通的。
那些曾经远赴西方学习先进经验、回国引领风气之先的精英分子灵蛇闹洪荒,如果不能及时转变观念,就可能就会从改革的推动者变成绊脚石。这种情况在过去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已经反复出现过多次。
时代变了,中国一方面有信心对外宣传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并且鼓励全世界都来向我们学习;一方面还要坚持内部改革,以保证我们始终处在人类社会制度创新的最前沿,而不会被我们的学生超过。这两个方面同时都要做,并不矛盾。若有人一听见我们为中国的制度辩护,就认为我们不懂得变革,我们是不会同意的。
对于那些积极为中国介绍西方先进经验的上一代思想舆论领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观点,那么我们希望能和他们握手道别,感谢他们曾经为国家进步作出的贡献。如果他们不愿意和我们握手,那么就挥手道别。
总之我们会向前走的。我们知道他们曾经对我们寄予厚望,希望我们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完成中国彻底的西方化。但我们最后还是选择另外一条路,跟他们所主张的不是截然相反,但肯定大相径庭。中国会变得更好的,我认为这在总体上仍然符合他们的心愿。
附读1:
龙永图:暂且不要讨论中国崛起,先问问三个关键问题
龙永图先生曾担任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代表中国主持复关及入世谈判;在国人中,他算是非常懂西方的。最近,他的外孙女儿也去美国留学了。他说:
我原来一直不太同意我们送自己的孩子到美国去接受教育,但我的外孙女去年就到了美国, 那种内在的力量是我们都抗拒不了的。
文/龙永图来源/《当代教育家》2016年第6期
从我送外孙女去美国谈谈中国的教育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到2010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当时,全球媒体都在热议,什么时候中国经济的总量会超过美国?
这时,澳大利亚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我们暂且不要讨论中国的经济总量什么时候能够超过美国,先问问另外三个“什么时候”。
第一,什么时候全球的精英会把孩子送到中国留学,而不是像今天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美国、欧洲留学?
第二,什么时候全球的年轻人会最欣赏中国的电影、文化、书籍,而不是像今天他们最喜欢的是美国、欧洲的电影、书籍、音乐?
第三,什么时候全球的消费者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会首选中国的品牌?
这“三问”确实打中了中国的要害。特别是第一个问题,欧美教育能够吸引全球人士到他们国家学习,说明了全球精英对他们教育内在价值的认同,包括中国政府职员。我原来一直不太同意我们送自己的孩子到美国去接受教育,但我的外孙女去年就到了美国,那种内在的力量是我们都抗拒不了的。这“三问”说明,在讨论中国的经济时,一些理智的人士已经开始考虑中国以教育为核心的软实力了。而我从多年的工作生涯中也确实感到,教育的问题不仅仅关乎教育,还关乎我们整个国家的竞争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时,教育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
现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着一些重大问题:
一是经济转型问题,问题的核心是把过去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关注转移到经济发展的质量上来,而质量的问题,说到底是要整个国家形成一种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目标的价值认同。过去我们说某个地方的经济质量好不好,是看它的GDP;现在要看经济增长了以后,老百姓是不是得到了真正的好处。过去提到提高城镇化就是盖房子,现在的城镇化是要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经济转型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形成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时候,专注于人的发展的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面临的第二大的问题是创新。不久前,美国的报纸都在讨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他们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教育不鼓励创新,不鼓励独立自由的思维。如果教育出的孩子没有创新的能力、创新的思维,我国的创新是不可持续的,只能搞一些表面文章,一阵风就过去了;或者是只能在少数尖端的、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的领域实现少数创新,而不能实现全民创新。对此,教育承担着极大的历史性责任。
我们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建立正常的政商关系。这看起来和教育不相关,实际上有着很深刻的关系。我们应该真正培养起一种平等的意识,让我们的孩子不再追求高高在上的做官的感觉,使孩子知道不是有钱就高人一等。
我们的孩子从小最愿意当班长、中队长、大队长,而且为了当中队长、大队长不惜让家长跟老师搞好关系,甚至采取一些不正常的办法。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平等意识深入人心。很多年前我到新西兰访问,新西兰的大使到机场接我,他说:“很抱歉,您再等一下,我还要接我们的副总理。”等了一会儿,新西兰副总理自己一个人背着包,和大家一起走出通道。大使走上去迎接,副总理说:“还要麻烦你给我看着包,我要去取行李!”拿到大行李准备乘车,外面只有一个司机等着他。
像这样的例子不是孤立的。去年参加博鳌论坛,论坛结束后,我跟美国驻华大使说待会儿飞机上见,因为我想他肯定是和我们一起坐头等舱的。结果上了飞机,这位大使带着美国的一些大亨们,全部坐的经济舱。这就是美国,不超过规定时间你不能坐商务舱。
所以,如果教育能帮助孩子们树立民主、平等的意识,这会对解决中国的官场文化、政治文化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二)
在提高国家软实力方面,教育可以有哪些作为?
我们的软实力问题很大部分反映在我们的话语权上。我们一再抱怨中国的话语权与综合国力不相称,这正说明我们的软实力存在严重问题。
我们过去没有话语权,首先是因为我们的观念有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联合国工作,因为联合国的会议很多,所以即使是我们这些刚毕业没多久的年轻外交官也被分配到一些会场上,代表中国表态,表态就是话语权。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表态,只记住几条原则,比如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意的,我们就同意,他们反对的就反对,没有自己的判断。
还有以前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凡是碰到西方发达国家提出要提高保护环境的标准,我们自然就会抵触。当时我们想,你们搞了几十年的工业化,把经济发展起来了,现在我们发展中国家刚要发展,你就提出环保标准要提高,这是陷阱,这是骗局,我们不能同意。现在想想真是荒唐。我们这几年吃了很多环境的亏,北京连续五十多天的雾霾。我们现在才知道,保护环境不是为别人,而是为了自己。
这些问题全是我们观念上的问题。过去,我们从短期的利益出发来表达观点,话语权越多,对国家的形象和名声造成的损失就越大。所以增强软实力的核心问题在于,要以怎样的观点来看待世界,看待自己。在教育中,从小培养孩子们对世界正确的认识,才能使我们在发展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提高自己的地位。
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夏刈,我还想在培养孩子的问题上特别强调几点:
一是培养孩子的诚信。不说谎是基本底线,但是我们今天的孩子没有几个不说谎的。我弟弟的孩子在美国出生,在美国受教育,他和国内同龄的孩子在一起,别人会嘲笑他是“傻老美”——不会见风使舵,不会说假话,傻。我们的孩子精得很,看什么人说什么话。
这是谁培养的?家长培养的,教师培养的,学校大环境培养的。一个家长突然接到老板、上司的电话,他明明在公园游玩,却当着孩子的面公然说自己很忙,这才是一个电话,以后会有十个、二十个电话,慢慢地,你说孩子的诚信哪去了?
在国际交往中,外国人最怕我们撒谎、不诚信。我在和美国几任谈判代表谈判时,不管谈得好不好,坚守的底线是绝对不欺骗。后来我们谈判成功了,很多美国代表到中国来访问,他们都会对我说:“龙先生,你有时候很强硬,今天之所以我们还能成为朋友,是因为那么多年来你从来没骗过我们,这是我们最欣赏你的。”
去年我参加中美的一个会谈,当时基辛格就谈道:“中美两国要建立一个长久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建立互信,而建立互信的基础是你们不再骗我们。”这话讲的是很尖锐的。我们扪心自问,有的时候做得真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教育就要贯穿诚信这一最基本的道理。
二是培养责任感,这是培养优秀社会公民最核心的问题。中国在入世的时候,对全世界承诺遵守经济贸易规则,所以世界各国都把中国当成市场经济俱乐部的成员,开始贸易往来。但是这种关系是很脆弱的,一旦中国对这种承诺放松了,我们很可能会失去国际的信任。要使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样在国际上才会有政治的公信力。
有一次,我到日内瓦的一个公园散步。我到公共厕所去,发现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在厕所里面“玩”,我当时想小孩真调皮,怎么玩到厕所里来了。等我走出厕所,一位40来岁的中年妇女就着急地迎上来问:“先生,我的孩子上厕所,进去20分钟了还没有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我进去一看,小孩正急得满头大汗,我问:“你在干什么?”他说:“我上完厕所以后,不知道怎么冲水。”原来冲水马桶是新式的,他没见过,为了冲水,在里面折腾了二十分钟。我帮他冲掉以后,他抱着我,说了很多次谢谢。我非常感动,这就是责任心,是他所受的教育带给他的,我想,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是一个很能担当的人。
其实我们中国的小孩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我的一位同事从小就把孩子带到瑞士,这孩子就有一种国内孩子没有的责任感。有一次中国代表团到日内瓦去谈判,休息的时候到河上去划船,把孩子也带上了。有两位老兄喝完可乐以后,顺手把可乐瓶丢到身后。这个小孩看见后,一下子脸变得煞白,认为这是对环境的破坏。因为在不同的环境里成长,中国孩子也有了强烈的责任感,这都是教育的问题。
作为一个搞经济的人,我就是从以上角度来看待好的教育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对社会长治久安的最基本意义。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竟然有那么多人离开自己的国家,那么多家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教育问题涉及很多人,涉及很多方面,涉及国家的未来。真正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很不容易,希望更多的人去探索、去努力。
附读2:
林毅夫:那些“中国崩溃论”是怎么崩溃的?
8月11日,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做客“参事讲堂”,发表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的主旨演讲。
以下内容根据林毅夫演讲内容整理:
那些“中国崩溃论”是怎么崩溃的博卡思?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我们取得38年平均每年9.6%的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但是这几年,有些人对中国经济还能否持续发展产生了疑问,最重要的原因是从2010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到2016年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6.7%。当然,这个速度在世界上还是很高的速度,但是6.7%的增长速度是从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来更是首次出现连续6年经济增速下滑。因此,国外有一些非常知名的学者都预测中国经济可能会继续下滑。
其实,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采取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转型方式,并非像有些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一次性把经济当中的各种矛盾、各种扭曲取消掉。在渐渐转轨的过程中,保留了经济当中的一些扭曲性、结构性的问题。然而在国外看来,这些扭曲性、结构性说明经济存在不少问题。所以,即使在过去这30多年我们经济发展的成绩在人类社会上史无前例,但是“中国即将崩溃”的论调在国际上仍未停息。

林毅夫:中国经济发展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 姚冠华 摄
当前,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状况、新态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且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此强化我们经济本身的素质,并提出了新动能、新经济的发展新方向。在正确的引导下,我们的经济取得了实质性的成绩。今年上半年,我们的经济止跌回升,达到6.9%的增长,这超乎任何人的预想。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看好中国经济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了。
中国如何实现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追求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把产业分成五大类型。
“把企业并购过来,技术也就引进来了”
首先,是追赶型产业。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与美国、德国相距较远。它们的产业中国也有,为什么它们的收入水平会比我们高?因为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比我们高,而这背后是它们的技术水平、产品附加价值比我们高。
如何让这些产业的技术提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一,把企业并购过来,让它变成我们的企业,那技术就引进来了,可以嫁接到我们的产品上。这样我们的产品质量就能提高,价格就能提高。
要并购,首先需要那些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愿意卖给你。如果没有人愿意把企业卖给你,我们怎么追赶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到海外,到拥有这个技术的国家去设立研发中心。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国外经济发展状况不好,就业状况不好,有大量拥有先进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得不到好的就业。这时,如果你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就可以利用当地的高技术人才来研发新技术、引进新技术。
第三种方式,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外国的企业和技术。现在有技术的产业和企业也在寻找市场基轮,有很多外国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愿意进入到中国来设厂生产。此时,中国积极地招商引资可以给这些企业提供良好的经商环境,企业就会带着技术来到中国。
第四种方式,如果招商引资也招不来,还有什么办法?我们也可以在国内自己组织攻关。
“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不能是无源之水”
第二,是领先型产业。已经在国际上领先的企业如何继续保持优势呢?这就需要我们的企业自己研发新产品、新技术。
研发是研究和开发两个词的组合。开发出新产品、新技术荣毅仁家族,企业就有很大的竞争性,所以企业对做开发有很大的积极性。
但是开发是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研究的对象是基础学科,通常研究出来的东西不是一个产品,不能申请专利,它只是一份学术论文,会变成公共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做基础科研的积极性不高。如果没有任何人做基础科研,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就会变成无源之水,不能长期持续。因此,就需要政府来支持基础科研。
另外,有些技术是所谓的平台技术,一家企业研究不合算,这需要鼓励相关产业成立平台技术研发的机构,政府也可以提供一点支持。
新产品研发出来以后,如何进入国际市场呢?一种是通过贸易,把我们的产品卖到外国市场去。但是产品要进入到国外市场可能会有两个限制,一是有些产品运输成本很高;二是有些国家存在关税壁垒、市场准入壁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企业为了扩张新的市场,也可以到国外设厂生产或者设立研发中心。

在“参事讲堂”圆桌对话环节,嘉宾们围绕当下经济热点话题展开精彩讨论。 姚冠华摄
“让企业在海外创造第二春”
第三,是转阵型产业。这是从军队里面学来的一个词,就是我们应该转变阵地了。过去中国的工资水平低,在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中有优势,但现在优势正在逐渐丧失。
怎么来推动这些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呢?基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少数的有能力的企业去经营附加价值比较高的部分,比如经营品牌、产品设计、产品研发、质量管理、市场渠道管理。另一种,将加工厂转移到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去,比如西部地区或者海外。
如果这些顺利转移,好处主要有两点:从宏观来讲,可以把国内生产总值(GDP)变成国民生产总值(GMP)。从企业来讲,可以利用它在技术、市场管理渠道上的优势,通过国外廉价劳动力创造第二春。而且我们还给国际上低收入国家创造了一个窗口机遇期。尤其现在建设“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GDP在我们的50%以下,有的只有我们的10%,如果能够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也可以实现腾飞。

参事讲堂活动现场 新华网记者 董博越 摄
“以技术为主的新业态,中国有比较优势”
第四类,弯道超车型产业。弯道超车型产业就是我们与发达国家在一个起点上,可以直接竞争的产业。
为什么有可能跟发达国家直接竞争呢?因为从80年代以后,由于移动通讯、互联网等新技术出现,涌现了一些产品跟技术研发周期特别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需要相对少的产业。这些产业中,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虽然在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积累上仍有劣势,但是从人力资本来看,我们没有劣势。
这些年中国的教育发展非常快,跟发达国家教育的差距也越来越小。所以从人力资本上看,我们跟发达国家没有多少差距。雷军拉着100多人,不到一年时间就推出小米手机。
以技术为主的新业态,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不但没有劣势,还有比较优势。因为我们人多,所以天才就多,在技术发展上只要有一个突破,全社会都突破了。其次,我们的国内市场大。新产品、新业态,只要研发出来,很快在国内可以形成规模经济。第三,在硬件上,中国的产业在世界上部类最齐全、配套能力最强。所以只要有个想法,在国内马上可以形成产品。像共享单车,这个想法一出,马上在国内会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这在国外是不太可能的。
利用这些优势,我们在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研发周期短的产业上,可以直接跟发达国家竞争。而且这种产业特别适合中国现在强调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我们天才多,大家都可以创新。我们配套能力强、国内市场大,适合人们创业。当然,一个比较宽松的创业环境仍然是需要的,政府要减少创业的关卡,给创业者一点扶持。各地就设立了各种梦想小镇、孵化基地,这是非常好的方式。
现场座无虚席,观众聚精会神聆听。 姚冠华 摄
“投资这些产业就是投资未来”
最后,是战略型产业。它的研发周期特别长,需要更高的人力资本,这也意味着金融和物质资本的投入会非常大。虽然在这些产业上,中国跟发达国家是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但我们仍然应该做。
第一,战略型的行业的技术路线、产品路线对我们未来的国计民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这包括新能源、新材料、微生命科学、空间海洋技术等,都对我们得未来发展非常重要。如果这些技术被国外掌握、获取专利,我们再进入的成本会非常高。因此,我们现在就应该做。
第二,跟国防安全有关的产业,如果没有自己的产品技术,那国防安全就会受到威胁。战斗机、航母、大飞机等产品,技术的资本投入非常大,研发周期特别长,如果由民营企业来做的话,通常没有办法承担资本投入和由此产生的长期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支持。现在国家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对于这些产业的扶持,就应该跟发达国家学习,由财政上直接拨款来支持研发。

认真记笔记的观众。新华网 郭建伟摄
当前形势下,中国经济的机会在哪里?
我们怎样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之下,继续利用技术发展的空间和动能来保持技术提升、产业升级和维持经济比较高速的发展?
总的来讲,我国发展空间大,回旋余地多,并且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自身素质,同时防止一些可能爆发的危险,尤其是金融领域的风险。我相信,只要抓好机会,我们就可以维持6.5%以上的增长。这是我们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在2010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的经济规模现在占全世界的7%,6.5%的增长,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1个百分点以上。这样,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超过30%。
伴随着“一带一路”的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发展还能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让他们共享我们的发展成果。这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跟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梦想,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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