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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u盘安装win7系统三里桥:历史在这里重叠着装订-素心素见

作者: admin  发布: 2018-03-29 分类:全部文章 阅读: 151次

三里桥:历史在这里重叠着装订-素心素见


凝望近代以后的旅顺口,最绕不过去的一个名词就是战争,与战争纠缠最紧密的一个名词就是死亡。虽然我一千个不想复述那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一层叠一层的死亡,可它们早已是驱散不去的阴霾,固化在历史的天空上,如一枚深色胎记,印在旅顺口的土地上。
在近代旅顺口,最惨烈的死亡有过两次。
一次在1894年深秋。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清军的失守和逃跑,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过后,在这里留下了一座永矢难忘的万忠墓。无数民众妇孺的尸骨,给甲午年的那场战争作了无声而惨烈的注脚。
另一次在1904年初春。蓄谋已久的日俄战争,将旅顺口再次被硝烟炮火覆盖。日俄两个战争贩子,在中国的地盘上厮杀了长达一年之久,然后将无数战亡者的尸骨埋在了旅顺口。于是,小小的旅顺口,既有日军纳骨祠,也有俄军墓地。
在这场战争中,参战的日军有十三万多,战亡的日军有一万五千多。战争结束后,日本殖民当局在白玉山上建了一座表忠塔,把所有战亡者的骨灰都埋在了塔后的纳骨祠里。如今的白玉山上,当年的表忠塔,已改叫白玉山塔,纳骨祠则在80年代拆除。
也是这场战争,在旅顺口战亡的俄军有一万四千多,只比日军少了一千多。因为活着的俄军都当了战俘,获胜的一方,就按投降书上的约定,将战亡俄军的遗体安葬在旅顺口的三里桥。
也许与所在的位置有关三鑫公棚。白玉山太显眼,日军的纳骨祠建得也太高调,所以它被拆除了;三里桥地方僻静,并且俄军墓旁边就是苏军墓,这块里就得到了完整的保护和善待。也因为如此,它成了旅顺口最耐人寻味的一个角落,成了我一定要来踏访的理由。
我知道,近些年来,有个叫A·科瓦里的俄国老战士,曾两度来到三里桥。1996年,他以普通旅游者的身份,来这里作了一次暗访。他说,来到俄罗斯公墓,映入眼帘的是,它的年久失修,值得赞扬的是,中国人并没有破坏纪念碑。四年后,他以老战士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来这里观光考察。他发现,在中国境内,竟有近百座苏军纪念碑,而三里桥俄罗斯公墓是最大的一块外国人墓地,这里有一千六百座纪念碑、方尖碑和文化建筑。回去之后,他在莫斯科出版了一本专著:《旅顺俄罗斯军人纪念碑·阵亡军人纪念册》。
关于他曾去过两次的三里桥,A·科瓦里给了它这样的解释:距离桥三里。意思是说,有一座桥与俄罗斯公墓的距离是三里。至于桥在什么地方,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桥,他没有详细说明。
我在《旅顺口区志》里看到,三里桥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地属水师营乡。志曰:三里桥村,方位、数字取名。意为距旅顺口三里的桥边。可以看出,A·科瓦里的解释不准确,并不是俄罗斯公墓与桥相距三里,而是桥在旅顺口三里之外。
其实,三里桥有一座俄罗斯公墓,缘于日俄之间的那一场战争。有战争,必定有死亡。俄国叫要塞保卫战,日本叫要塞攻坚战。战争打了三百二十九天,交战双方每天都有战死的官兵。因为死神随时降临,在展开过殊死战斗的炮台和堡垒里,甚至在战地医院附近,俄军临时设置的墓地,竟分布在二十八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曾埋葬过康特拉琴柯少将。这是战火中的埋葬,可以想见有多么的匆忙和潦草。在小说《旅顺口》里,斯捷潘诺夫这样写道:
俄历12月4日(公历12月17日)清晨,惨暗,寒冷。战线上沉寂无事。凄恻的旅顺口好像停止了呼吸似的。要塞各炮垒都缄默了,甚至于听不到步枪声。第十团教堂内,在举行追悼祈祷。葬仪结束后,康特拉琴柯与另外八个人的棺木被装在了炮车,向墓地缓缓驶去。墓穴就掘在通往崂峍嘴炮台军用道路侧旁,在一个海角的小山岗上,从那里可以望见前面茫茫无边的大海。埋葬之前,牧师还向每一个死者的胸上都撒了一把冻土。……
神父在石板桥外为俄军战死者祈祷
崂峍嘴在海口东侧的岸边,距黄金山不远。这说明旅顺口后防线战事正紧,为了让他得到哪怕是片刻的安息,就把他的尸体埋在南部海岸,也算对他最后的慰藉。
1905年初,因为俄国属于主动投降,两国在处理战后事宜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将卒遗骸委员会。日本政府根据投降条约,命令驻守旅顺口的日军司令部履行义务,去所有发生过激战的炮台、堡垒和战场,寻找裸露或匆忙掩埋在那里的俄国军人尸体,把他们全部归葬在三里桥墓地。当然,这里不包括康特拉琴柯少将。1906年,他的遗骸被运回了俄国。尼古拉二世将其追认为中将,并按陆军最高的殡葬仪式,把他安葬在彼得堡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内。
在三里桥俄军墓地,曾搞过一个隆重的开园仪式,时间是1908年。
俄国政府派来了一个军方代表团,带队的团长是H·M·奇恰戈夫中将,与他一起来的还有沃洛德琴科将军、马图谢维奇海军元帅、格林戈罗斯将军等等,在那一长串的成员中,只有一个要塞保卫战的参加者,他就是前任老铁山要塞司令克鲁阿什维利骑兵大尉。
日本政府也派来了一个军方代表团,带队的是乃木希典和东乡平八郎。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旅顺口正是被这两个人海陆夹攻夺下的,马卡洛夫中将死在了东乡平八郎舰队的炮火下,康特拉琴柯少将则死在了乃木希典的炸弹下,而那那一万四千多名战亡者,也无一不是在他们的指挥刀下作了冤死鬼。昔日的对手,现在竟成了嘉宾,不知在场的俄国将军们感慨几何。
在墓地中央,日本人建造了一座高大的银灰色欧式墓碑。碑身全部用花岗岩砌筑,碑身南北两面用日文刻着:旅顺阵殁露兵将卒之碑。柱角刻有落款:日本政府建于1907年。在雪花石柱上,还刻了几行花体小字俄文:这里是在保卫阿尔杜尔港的战斗中阵亡的俄罗斯士兵的遗骸。
旅顺口在外文里有两种叫法,一个叫亚瑟港,一个叫阿尔杜尔港。所谓的外文,即英语和俄语。旅顺口的英文名字叫Port Arthur,中文译为亚瑟港。Port是港口的意思;Arthur据说是一个英国船长的名字,其读音用国际音标表示是【’a:θ?】或【’a:θ? r】,接近于汉语发音中的asa或ase,一般译为亚瑟。
在俄文里,旅顺口的名字是ПортАртур ,中文音译为波尔特·阿尔杜尔。就是说,Aртур是Arthur的俄文转换。因为英文古今语音变化太大,造成严重的言 文不一致,所以英文的Arthur和俄文的Артур听起来很不一样,其实只是一种音变而已。日本人在墓碑上刻的是阿尔杜尔,他们嘴里念的却是阿尔茨尔,这是把俄语的ту(tu或du)说成ci的结果。日本政府建的旅顺阵殁露兵将卒之碑
这么说来,亚瑟和阿尔杜尔是同一个人。关于他的身份,有人说是英国女王的丈夫,有人说是英国王储,更多的人说是英国船长。1858年,这位船长驾驶着阿尔盖诺号在旅顺口抛锚停泊,为纪念这次航行,他的名字就成了旅顺口的名字。A·科瓦里却是这样说的:19世纪中叶,英国王储阿尔杜尔·科纳乌茨基公爵造访旅顺口,从此中国无名的小城旅顺口便以阿尔杜尔港闻名于世界。
总而言之,那一天,日俄两国在墓碑前举行了一个特殊的仪式,日本军人在俄军墓降下了旗帜,并把日军战旗斜着垂向纪念碑,以表示哀悼。此外,伊诺肯基主教为开园作了一个例行的祷告仪式。最后,两国代表登上了纪念碑的台阶,俄国人在胸前划着十字,日本人则深深地埋首鞠躬。
仪式结束不久,日本当局就在墓地附近立了一块木牌,上面用俄文刻了一段说明:
俄罗斯军人公墓
奉大日本帝国政府最高命令,该墓地于1907年10月建成,这里安葬着俄罗斯军人的遗体……
日本当局的做法,居然感动了不少俄国人。俄国的《侦察员》杂志,曾发表过这样的文字:敌人在庆祝胜利的同时,对要塞保卫者的英雄气概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保卫战的残酷让敌人尊重保卫者。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我们的勇士在旅顺最重要的值得骄傲的纪念碑。
其实,这种高兴和感动,显然有掩饰虚弱的意思,不管怎么说,俄国是投降者,不论日本做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俄国的耻辱,这种伪贵族式的轻视和傲慢,一向是日本人的拿手戏。

日俄战争结束后,旅顺口虽然易主,三里桥却与俄国有了扯不断的关系。俄国被日本打败,并不是战亡者的过错。1912年,在幸存者和战亡者亲属的强烈要求下,俄国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个决定,在三里桥的俄国军人墓地,建造一座高八米的基督十字架纪念碑。
此碑地址,在日本政府先前建的那座纪念碑东侧。十字架上面,用俄文写了一句话:永远纪念忠于信仰、忠于沙皇、忠于祖国的英勇的旅顺保卫者。碑铭下方望门闺秀,镶嵌了一枚彩瓷的耶稣头像,四周还装饰着花卉图案。碑的阴面,刻有俄军参加要塞保卫战的部队番号,密密麻麻的一大片。也是,俄军墓地上,如果只有日本人立的碑,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活着的人当然看不下去了,于是就逼俄国政府立了这么一座墓碑。
与十字架纪念碑一起开工的,还有一座体量不大的东正教堂,以此献给基督教在俄国的奠基者,神圣的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这座红砖砌筑的小教堂,如今仍在墓地西门外老地方。它属于哥特式风格,尖顶的山花上,用彩色的马赛克拼成了一幅圣母玛丽亚的瓷像。据说,有位俄国神父曾守在这里,一边作弥撒,一边养蜂。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他才离开了三里桥,回到家乡伊尔库茨克。留在这里的是神父的助手,他是一位中国老人。我想找到他,旅顺口的朋友却说,老人在前些年故去了。
俄国政府建的十字架碑
由于俄国政府介入,墓地的外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围绕着墓地,砌起了一道不高的砖墙,在俄式风格的铁大门上,用大字写着:俄罗斯公墓。与此前日本人竖的木牌相对照,把军人两个字删除了,也许认为,大批军人死亡的时代已经过去,这里将面向所有逝去的俄罗斯人吧?
翌年,日本殖民当局在旅顺口成立了一个战迹保存会,三里桥竟被当成了战迹游的观光景点。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日本当局还在俄罗斯公墓内修建了花坛,搭起了藤萝架,设了凉亭和长椅,把公墓装扮得更像是一座大公园。
俄国人也没有全部放手,留在满洲境内的俄军纪念碑,都交给了俄国驻北京外交代表和军事代表管理,留在关东州境内的纪念碑和墓地,则交给了东正教堂的堂长负责。然而,十月革命后,当墓地和纪念碑移交给了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这里就变得冷清了起来。
彼时,有许多日俄之战的幸存者侨居在大连和旅顺口。一个名叫M·B·汉壬的将军听说大使馆态度淡漠,气得大发雷霆,却不敢找上门去,只好把另外几个流亡军官集合在一起,自发地成立了一个俄罗斯公墓保护委员会,由他担任会长劫掠梦魇。一个名叫鲍里斯·瓦西里耶夫的少将,当年因重伤留在了旅顺口,他要求给M·B·汉壬将军当副会长。1935年,瓦西里耶夫少将去世,他的遗体就葬在了三里桥。有人说,三里桥只埋葬了一位俄国将军,说的就是瓦西里耶夫。
1945年秋天,苏联突然对日宣战。后贝加尔方面军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过满洲大地,向辽东半岛南部挺进。几乎与此同时,苏联侦察机关逮捕了留居大连的M·B·汉壬将军,罪名是他在内战期间,曾参与反对苏联政权的武装活动。翌年,他就被苏联最高军事委员会下令枪毙。由他牵头的俄罗斯公墓保护委员会,也作了鸟兽散。
其实,三里桥墓地并不是日本人所建,它原本就是俄罗斯公墓。早在1898年3月8日,三里桥迎来了第一个安葬者,他是俄军炮手阿列克谢·诺斯科夫。最后一个安葬者,名叫列普秋科娃·纳塔利娅·彼得罗夫娜,她死于1955年3月5日,也就是苏军撤离旅顺口两个月之前。
墓地门口的小教堂
有人说,这是遭遇海难的俄国海军墓
两个不同的时间,两个安葬者的身份,向我透露了这样的消息:其一,1907年,日本之所以将墓地设在三里桥,并称之为俄罗斯军人公墓,就因为这里早有俄罗斯军人埋葬于此;其二,在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埋葬最多的是俄罗斯军人,却并不全是在日俄战争中战亡的。
以时间为序文县党建网,埋葬在这里的战亡者大致有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彼时,中东铁路还正在施工,俄军以护路为由,与义和团发生了战斗土人殿,俄军有二十五个士兵在交战中阵亡。
第二部分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在这场要塞争夺战中,俄军一万四千多名阵亡将士的遗骸,全部被日本人陆续迁葬到了三里桥。于是,三里桥的这面山坡,就有了一个极具宗教色彩的名字:安息山。
第三部分是1945年解放东北的战争。在辽东半岛南部战场曾海潮,苏军有一百七十名战亡者。
第四部分是1946年至1949年苏军接管旅顺口。在中国方面,称辽东半岛为特殊解放区,苏军在三里桥埋葬了六百四十三名牺牲者。
第五部分是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因为斯大林不想让苏军暴露身份,有二百四十四名苏军战亡者遗骨留在了旅顺口。
那是冬日的一天,我与旅顺口的朋友们一起,驱车来到了三里桥。它在旅顺口与营城子之间,向市区北部走,只有几分钟的车程。我发现,一直到现在,这里仍保留着村庄的样貌,只是时间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三里桥村已经今非昔比,屋舍院落到处都透露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富庶和丰足。
我知道,在导游图和各种宣传册上,三里桥唯一的一个景点,就是苏军墓,也就是当年的俄罗斯公墓,当地人习惯地叫它苏军墓。
走进墓地正门,就是一条长长的甬道。路面由鹅卵石铺就,两侧是高大的松柏。其实,这个正门,以及这条甬道,就是整个公墓的中轴线,将整个墓地分为东西两个区。西区大多埋的是在日俄战争中阵亡的俄军将士,东区大多埋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苏联红军。陪我来的朋友说葛文耀,如果把两个时代的侨民也算在内,这里总共有一万七千多个安葬者。
出于习惯,我们先去了西区的俄军墓地。时值隆冬,西区格外显得安静肃杀,或许因为这里没有松柏,只有在这个季节越发稀疏的杂树,树与树之间的空地上,裸然可见各式各样的墓冢或墓碑。走近它们,我想起了许多与墓地有关的欧洲电影。
在这里,俄军阵亡者遗体,被日本人以不同的战场或相近的战场,分别进行了合葬或丛葬,而且葬式明显分出了尊卑和等级。士兵的遗骸属于丛葬,军官的遗骸属于合葬。
阵亡的军官墓葬有四十八座,虽然是合葬,却是一座座在地面上立体可见的墓,墓前还有白色大理石十字架。在这些十字架上,刻有如下的记录:
第15东方步兵团阵亡将士公墓 41具遗体
第28东方步兵团阵亡将士公墓 28具遗体
第14东方步兵团阵亡将士公墓……
士兵墓丛葬于地下,标志就是一个十字架式花岗岩碑。它们在墓地的西北角,并排有好几座这样的墓碑,上面醒目地刻了四个大字:露兵之墓。墓基是四方形的花岗石,用日文刻写着战场方位,埋葬者数字。当然,在日文旁边或两侧,还刻有俄文出土奇兵,只是我读不出罢了。
我看到,在二○三高地和椅子山西麓阵亡的俄军,有六千五百五十具遗骸合葬为一个墓穴;在一四七高地和南太阳沟阵亡的俄军,有一千四百九十具遗骸合葬为一个墓穴。当然,我说的只是其中的两个十字架碑。
在南侧的林间草地上,还有数排铁铸的十字架,每个十字架上,都带着东正教标识,它们像列队的普通士兵一样,整齐而沉默。因为是铁铸,因为被经年的雨雪锈蚀,这些十字架通体呈漆黑而凝重。然而,因为它们集体站立在那里,仍给我一种说不出的震撼。
朋友说,铁十字架下埋的是海军阵亡者。我马上想起了马卡洛夫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巡洋舰,就问,这里埋的是马卡洛夫旗舰上的遇难者吗甄云龙?朋友说,战争初期,都是海军阵亡者,说不准是哪个舰上的海军。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铁铸的十字架,显然不是日本人的作品,而是俄国人自己的方式。这样的墓葬,应该出现在开战之初。当然,如朋友所说,这只是猜测。
除此之外,我还看到了一种特殊的墓葬。没有墓碑,只是一小片一小片的平地,上面覆盖着大小不等的鹅卵石。幸亏有朋友指点迷津,他说,这种鹅卵石墓,埋的是当年战死的军马。这是多么有尊严的军马呵!记得,在前苏联出版的《俄日战争史》里,曾有一段与军马有关的记载:
俄军正式投降那天,整个旅顺卫戍部队尚有三万二千四百人,其中伤病员五千八百零九人。此外还有完整火炮六百一十门,机枪九挺,各种炮弹近二十一万发。要塞内存放的面粉,可以吃二十七天,大米可以吃二十三天,糖可以吃四十天,面包干可以吃二十一天,干菜可以吃八十八天,盐可以吃一百七十五天,燕麦、大麦、豆类可以吃三十四天,茶叶可以喝一百九十六天。从1904年7月开始,猪肉断了,整个要塞改吃马肉……
的确,驻旅顺口俄军当年曾有一支庞大的哥萨克马队,直到他们向日军投降,战死和被吃的军马不算,活着的还有三千多匹。按照俄军投降约定,整个要塞卫戍部队都沦为俘虏,所有的堡垒、工事、舰艇、武器、弹药、资金及其他军用物资,也都要原封不动地移交给日军。只允许活着的陆、海军将领和军官携带武器和个人生活必需品,士兵、水兵、军士却没有这种待遇,他们都被缴了械,然后到日军指定的地点集合。那三千多匹活着的军马,当然也就此离开了它们的主人,被日军缴为战利品。
正因为如此,这些战死的军马,永远地留在了三里桥,与死去的士兵们相伴。也许,军马的主人也和它一起战死,如果是这样,以军马的忠诚而言,与主人一起战死,总比当了敌人的战利品幸运。

许久以来,中国的研究者一直在说,死于日俄战争的俄国将军虽然很多,可是他们的遗体后来大都被运回俄国安葬,埋在三里桥的俄国军官,都是校尉以下的军衔,将军只有一个,就是鲍里斯·瓦西里耶夫。
然而,在A·科瓦里的《纪念册》里,却有这样的记载,三里桥西区有一些被称为战斗英雄的阵亡者。比如:B·B·采尔比茨基少将、A·M·约尔申上校、A·M·布图索夫中校等。这本由俄国人写的《纪念册》,等于推翻了中国史家此前已有的定论。
19世纪末,俄国军官有严格的等级原则。截至1895年5月,俄国军队出身于世袭贵族的军官,占了一半还多。在近卫骑兵中,出身于世袭贵族的军官比例最高,而统帅部的军官,基本上都是世袭贵族。那么,B·B·采尔比茨基少将的出身呢?
因为看不懂俄文,我只能在中文资料里翻找,一直没发现B·B·采尔比茨基少将在旅顺口的踪迹。在中译本的《俄日战争史》里,我倒是看到了A·M·布图索夫中校的名字。他是陆防司令康特拉琴柯少将的下属,时任边防军司令,负责北线水管堡的防御,地点在水师营,也就是旅顺口区政府大楼后面的那个小山包上。
苏军墓正门
说布图索夫是战斗英雄,也许因为那场战斗过于激烈。时间是1904年9月19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第二次总攻。中午12点整,日军四十门攻城炮、四十八门野炮,开始向水管堡、庙堡和北线其他工事轰击。在布图索夫中校所在的水管堡,日军竟倾泻了近一千发炮弹。当天下午3点,堡上的胸墙和掩体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一挺机枪、两门火炮被击毁,与指挥部的联系也中断了。晚上6点,水管堡只剩了不到三十名守军。康特拉琴柯曾先后向那里增派了四个步兵连,一个边防连。战斗彻夜未停,日军也在不断地向这里增派援军。尽管弹尽人疲,布图索夫身边只剩了十一个官兵,仍坚守在水管堡的废墟上。翌日晨5点,康特拉琴柯少将不得不下令放弃水管堡。或许此时,布图索夫中校已经阵亡了。因为战斗结束后,他的名字就在这本战争史里消失了。
十几年来,对三里桥紧盯不放的A·科瓦里,还有一个更大的爆料。他说,1913年,俄罗斯公墓最后一次掩埋旅顺保卫战牺牲者的尸体。彼时,日本潜水员在旅顺口外调查沉没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曾打捞起六具俄国海军遗骸,并安葬在三里桥,在这几具保存完好的遗骸中,就有马卡洛夫元帅和他的画家朋友维勒沙根。
这个发现十分令我意外,我翻过那么多资料,从未见到过这样的讯息。可是,这是由俄国人自己说出来的,我可以不相信吗?A·科瓦里说,俄国为捞到马卡洛夫中将的遗骸感到欣慰,马上就在旅顺口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安葬仪式,前来参加仪式的代表团,由前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舰长亚克夫列夫海军中将率领,出席仪式的日方代表,则由驻旅顺口海军镇守府司令率领。安葬仪式,在东正教堂举行,当所有的仪式完毕,装有六具遗骸的棺椁,即由日本水兵用炮架运到了墓地。日本人还特意制做了五十个花环,上面的铭文写着:
献给英勇的俄罗斯水兵
献给英雄
可是,A·科瓦里虽然肯定地说,马卡洛夫和维勒沙根就埋在三里桥,却没有拿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也许有人提出了质疑,他便补充了一点说,有目击者证实,1946年,俄罗斯墓地还保存着银和铁制边框的马卡洛夫海军中将的肖像,在其中的一幅肖像上,写道:
献给1904年旅顺保卫战中英勇牺牲的要塞炮兵 野战炮兵 海军炮兵
原1904年旅顺炮兵司令别雷少将
1908年5月12日 海参崴
在日俄战争之前,别雷将军就是驻旅顺口陆军炮兵司令,在马卡洛夫肖像上题字的时候,他已经在海参崴太平舰队司令部就职。也许因为与马卡洛夫关系密切,便有人请他在肖像上题字吧?记得当年,我曾在海参崴海边看到一尊马卡洛夫将军纪念碑,说不定也是在他的提议下玉成的吧?当然,马卡洛夫生前曾多次去海参崴巡视,那里有他的纪念碑也属正常,直到公元1989年,俄国还发行了一套马卡洛夫肖像邮票,这是欧洲盛行的一种人文传统。
然而,如果说B·B·采尔比茨基少将和马卡洛夫中将是否埋葬在三里桥,尚有待于考证,鲍里斯·瓦西里耶夫少将却是毋庸置疑。他原是炮兵司令,负了重伤之后,不得不滞留在旅顺口。1935年,因病不治而殁,安葬在了三里桥墓地。就是说,自日俄战争结束,他在旅顺口居留了整整三十年。
现在,只有瓦西里耶夫的墓,在导游手册上被称之为将军墓。我注意到,此墓用的是黑色花岗岩砌筑,豪华而不失高贵。墓碑上,还镶嵌着他的半身瓷像,在他的眼神里,那种因为出身而掩饰不住的傲慢仍隐约可见。瓷像下面,写着描 金的俄文,那应该是他的军衔和名字。
只有他一个人埋在这里,也许不会如此引人注意,关键是在他的旁边,静卧一个爱了他一生的女人。与将军墓相比,她的墓小而简陋,就像一个依偎在他膝下的小女孩。一大一小的两个墓,如今已被树和栏杆围成了一体。当旅顺口进入了旅游时代,有人就把这个故事当成了炒作的噱头,故意在旁边立了一块碑,上面只写了三个字:情人墓。
这么做虽有商业化之嫌,却也不无道理。墓内的两个人,的确是一对恋人。只是在这个故事里,最感人的部分并不是将军,而是旁边与其相伴的那个女人。她的墓只用砖和水磨石垒筑,墓碑有一枚身穿白色护士装的瓷像,碑文只写了无限忧伤的一句话:一位俄罗斯普通战地护士耶列诺娃长眠于此。许多年来,这两座并排而立的墓其实仍是个谜。直到有一天,一个与耶列诺娃共过事的中国女人出现了,这个故事才有了完整的解读。
炮兵少将瓦西里耶夫刚负了重伤,战争也马上结束了。幸存的官兵和轻伤员都做了战俘,被押往日本,他只能以战俘和重伤员的身份留下来救治。彼时,他正处于深度昏迷,生死未卜。女护士耶列诺娃毅然放弃了回国的念头,决定留下来陪伴和护理他。耶列诺娃是一个天使般的女人,从此就把少将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有一天,将军终于苏醒了过来,异国他乡,天涯沦落,两个孤独的人就这样相爱了。耶列诺娃比瓦西里耶夫年长十三岁,正是这份超世脱俗的爱情,让他们在旅顺口度过了长达三十年相互搀扶的美好时光。遗憾的是,他们始终也没有结婚,始终只是一对情人。直到1935年,将军病情恶化,与耶列诺娃阴阳两分。
这个中国女人说,日本当局并没有优待这一对俄罗斯情侣,他们的生活一直非常拮据。将军去世后,女护士倾其所有,为她所爱的人建造了一座昂贵而考究的墓。此后,她的生活不但更加窘困,而且也更加孤独。可是将军走后,这个比将军大了十三岁的女人,居然在旅顺口独自生活了十一年。其实,也是因为将军葬在这里,支撑着她为爱情守望到自己也离开世界的那一天。1946年,在去天国与情人相见之前,女护士有一个最后的遗愿,就是将她安葬在将军的墓旁。然而,当时的她已经穷得身无分文,最后还是好心的邻居帮忙,为她修了这么一座卑微的小墓。
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许多人正是听了这个故事,来到墓前,久久不愿离开。战争早已成了过去,只有爱情永恒。
情人墓

我知道,三里桥墓地原来的正门,在东正教堂旁边,如今那里是方便内部职工出入的侧门。小教堂的门紧闭着,其实是废弃了。在教堂附近,也就是原先的墓地正门外,随意建了几座工房,里面住 了几个看护墓地的工人,门外堆放着工具,还养了几只厉害的黑狗。
三里桥墓地现在的正门,其实是墓地扩建后新修的正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也就是苏军撤离旅顺口之前,旅大市政府为了表达对苏军的感谢和尊重,特意把三里桥墓地划分为东区和西区,西区是俄军墓地,东区是苏军墓地,在两区之间,修了一座紫色大理石砌成的凯旋门式门厅。在中国人眼里,叫牌楼或许更准确。门厅两边的门柱上,雕刻着红旗图案,另外还有军舰、大炮等青铜浮雕。与小教堂相比,这个门厅有很强的时代感,属于十月革命后流行的款式,可谓苏联红军时代的独创。
苏军飞行员墓
走进门厅,便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它也是整个三里桥墓地的中轴线,直穿墓地正中心的小山丘。我发现,在这条中轴线上,冰糖葫芦一样串着几个不同年代的建筑,后边是俄国政府建于1912年的十字架纪念碑,中间是建于1950年的英雄纪念塔,前边是建于1953年的苏军烈士纪念碑。
立体感最强的,视觉冲击力最大的,就是前边这座烈士纪念碑。碑身全部用雪花石砌筑。碑尖挑了一颗金星,碑身周围有橄榄枝环绕。碑的两侧,各有一名单膝跪地俯首执斜垂战旗的苏军战士青铜雕像。碑前一左一右,还安放了两个青铜花环。碑身下面刻有铭文:永远怀念为苏联和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英勇牺牲的英雄们。
我知道用u盘安装win7系统,这座纪念碑的设计,由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雕塑系主任卢鸿基教授负责,苏军驻旅顺基地政治部的B·沙赫维担任他的助手。那两个执旗战士的原型,都是旅顺口军港的青年士兵,一个叫巴维尔科,一个叫柯斯金。彼时,中国的艺术家与政治家们一样,都在虚心地向苏联学习,这座烈士纪念碑就是最好的例证。它完全是苏式风格,看不出一点露怯的地方,在军人的坚硬里,没忘了闪耀些许青春柔情。
记得,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俄国远东地区旅行,不论走到哪个城市,都会看见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纪念碑,它们异常显眼地矗立在城市中心的广场上,并且所有的纪念碑前都有不灭的火种,以及不知谁刚刚献给它们的红玫瑰。这一切掟上今日子,对生活在战后的人,似乎是一种提醒: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千万要绷紧记忆的神经。
在旅顺口的记忆里,一定有苏军的故事。这个故事,当然也属于反法西斯题材。1945年8月9日,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向日本驻苏大使佐藤递交了战书。随之,苏联红军便从中苏边境出发,向占据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全线攻击。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22日,苏军的飞机就在大连周水子机场降落。
8月23日,旅顺口便降下了日本的太阳旗,三次鸣枪礼之后,升起了苏军的五星旗。接着,日本驻旅顺口海军中将正式宣布投降,并交出了他自己随身携带的武士刀。然而,苏军已接到最高指挥部的命令,把战刀留给日本将军。苏军此举陌上寸草,曾让这个不再神气的日本将军深为感动。
翌日,住在龙河岸边的旅顺口居民,突然被一种巨大的声响惊动了。大家跑出去一看,原来是苏军坦克咯吱咯吱地走在大街上,在坦克的炮塔后面掉脑袋机械舞,还站着一群苏军战士,他们去的方向,正是三里桥俄罗斯公墓。人们不禁吃惊,进入旅顺口的坦克兵,第一件要做的事儿,竟然是悼念日俄战争的阵亡者。
几天后,还发生了更有意思的一幕:1945年9月6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等六位元帅,率少将以上高级将领一百二十多人,浩浩荡荡地前往三里桥。苏军官兵们抬着花圈,在俄军墓前列队跪下,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梅列茨科夫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等,则站在那里脱帽致敬。后来知道,花圈的红绸带上写的是:献给英勇的先辈们。
苏军此举,曾令许多旅顺口人迷惑不解。我知道,在苏军将官的心里,长眠在这里的亡灵,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他们的同胞。我还知道,在此前的满洲平原和辽东山区战斗中,有一百七十四名官兵被日本关东军打死,三里桥墓地因此迎来了苏军阵亡者,他们的遗骸被埋在墓地的空隙处,与沙俄时代的军人混葬在一起。后来地方不够了,墓地由西向东曼延开去。渐渐地,就形成了现在这样的格局,东区主要是苏军墓,西区主要是俄军墓。有人数过,东区的苏军墓有七百多座,苏军家属和苏联侨民墓有六百多座,埋葬的时间,在1945年至1955年之间。
与西区俄军墓的沉寂相比,东区的苏军墓显得明朗而活泼。墓碑有塔式,有柱式,有立式,有卧式。碑的顶端,大都有标志性的雕饰,要么是一只铁锚,要么是一辆坦克,要么是一只欲冲向天空的飞机,它们代表着墓主人生前所在的兵种。另外,几乎所有的墓碑上,都镶嵌着逝者的遗像,并刻着姓名和生卒年月。在这里行走,感觉不到死亡的气息,那些年轻的面孔,那些飞机和坦克,似乎就在耳边轰鸣,还有一颗颗青春的心脏,似乎仍在不停地跳动和呼吸。
我数了一下,以飞机为雕饰的墓,有二百零二座。这些年轻的苏军飞行员,都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与飞机一起被击落。彼时,中国空军的力量还很弱,斯大林叫中国出兵援朝,他只答应给装备,比如卡秋莎大炮和飞机。
罗波夫将军曾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当年敌我双方飞机损失的比例是四比一。正是这个数字,提醒了叶利钦总统。有一次,在给美国参议院战俘和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信件中,他曾肯定地说:我们认为,有一千三百零九架飞机在北朝鲜上空被击落。
如果这两个数字是准确的,那么在这场战争中,苏军应该有二百零六架飞机被击落。也就是说,在北朝鲜上空牺牲的苏军飞行员,几乎全部被安葬在旅顺口的三里桥。
我的目光,曾久久地停留在一块镶有瓷像的墓碑上。如果不穿那身军装,他其实就是一个稚气未脱的男孩子。他有一双天空般深蓝的眼睛,有一只极具雕塑感的高鼻梁,拍照的时候,不知他在看什么,或者想到了什么,从他的嘴角静静地流出了一抹羞涩的浅笑。那么,在空中消失前的一瞬间,对于尚未开始的生命,他曾有过怎样的眷恋和渴望呵。
在一块墓碑上,刻着一个女人的名字,苏军护士长赫德洛娃,死时只有四十八岁。那句碑文,读了让人鼻酸:你的明亮的眸子永远闪耀在我们的记忆中。碑文下面,还刻着亲属们的署名。这是文化的差异,中规中矩的中国人,可能会写流芳百世永垂不朽,却不会在故人的墓碑上刻写如此抒情的文字。
这片墓地唯有一块刻有中俄两种文字的墓碑。死者名叫哈卡莫夫,一道四星的大尉工程师,他生于1913年,卒于1955年。如果他没有生病,不久就可以随军回国了,可是他到底没有等到那一天。立此碑者,当然是他的中国战友。
十年的时间并不算短,在三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里,不但有正常的死亡,也有非正常的死亡。比如,有一位中年校官,照片上的他虽然有点发胖,笑容却相当灿烂,他是因为某次喝酒过量,突然殒命。再比如,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因为弟弟玩枪走了火,一朵含苞未放的小花,瞬间凋零。在东区,还有那些出生几天就夭折的孩童,这样的墓太多了,多得令我周身寒彻。每一座都很小,呈长方形,上面只有一块花岗岩墓板,却也写了名字和生卒年月。出生和死亡的时间,或在1954年,或在1955年。我就想,这两年发生了什么?瘟疫还是霍乱?我曾去《旅顺口区志》里找,没有发现任何自然或人为灾难的记载。我总觉得,一定与某种流行病有关,只是他们的父母忍住了悲痛,不想把秘密泄露出去。可是,面对这片整整齐齐的婴儿墓,任何一个母亲都会为之动容。不过,这么小的人儿,能有一座独立的花岗岩墓碑,足以证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时间虽短,却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其实,在西区的俄军墓地里,也埋葬了许多俄国侨民,甚至还有其他国籍的侨民。比如,这里有犹太人的墓碑,看碑上的名字,碑的大小,就知道有女人,也有孩子。再比如,这里还有雕刻着小天使塑像和圣乔治勋章的墓碑,有的是贵族,有的是骑士。如果我会读俄语,也许知道得更多。我总觉得,应该有人把这些俄语碑文拓印下来,翻译成汉语,再将其编入旅顺口的地方史志里。
总而言之,在中国的土地上,可能再也找不到一座与三里桥相似的墓地,历史在这里重叠着装订,厚如一部大书平江花灯戏。

公元1999年秋天,三里桥村曾突然间喧闹了起来。在三里桥村与苏军墓之间,新开辟了一个和平广场,然后就有浩浩荡荡的车队,把大连市内的苏军烈士纪念塔,从人民广场迁移到和平广场。此后,和平广场以及这座苏军烈士纪念塔,就成了苏军墓的一部分点点贷。
只要去苏军墓,和平广场和苏军烈士纪念塔就是必经之地。或者说,在它们背后,就是苏军墓正门的大理石门厅。站在门厅正中看过去,和平广场上的苏军烈士纪念塔,也在三里桥墓地的中轴线上,这支冰糖葫芦串上多长出了一枚山楂果。
也许因为是整体迁移,看不出纪念塔有什么变化。整座塔身,由青灰色与粉红色花岗岩砌筑。塔基的正面,有一块黑色的大理石,上面镌刻着郭沫若的题字:永恒的光荣。题字下面,以中苏两国文字,记述了苏军出兵东北解放旅大的经过。塔基的两侧,还镶嵌了两块表现保卫和平、生产建设主题的青铜浮雕。
纪念塔的主体,自然是塔,就像一根巨柱,高耸入云。塔前,站着一尊苏军战士铜像。他头戴钢盔,手持钢枪,身披斗篷,胸前佩着三枚勋章,一枚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勋章,一枚是攻克柏林勋章,另一枚是战胜日本法西斯勋章。在我眼里,纪念塔最生动的部分,就是这尊铜像。
早前就听一个朋友说,他母亲当年是大连红旗造船厂的工人,曾参加过苏军战士铜像的制作。母亲告诉他,这尊铜像不是凭空捏造和拼凑的人物,也不是某个牺牲的烈士,而是艺术家从驻守旅大的苏军部队里找来的一个青年士兵。这个艺术家,就是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雕塑系主任卢鸿基教授。此前,在三里桥墓地落成的苏军墓纪念碑,也是由这位卢教授主持设计。接到新的任务,卢教授便根据已有的经验,找了一个苏军士兵为模特儿,先雕塑出一尊石膏像,然后让工人们铸造成五米高的铜像。
在当年的市政府门前,正因为有了这座苏军烈士纪念塔,日治时代的长者广场也改了名字,叫斯大林广场。以后的日子,苏军烈士铜像就成了斯大林广场最大的看点。渐渐地,铜像下也成了情侣们约会的地方。青年男女只要说到这里见面,一般不说斯大林广场,而是说铜像。铜像不但是最好找的地方,也是能让人浪漫起来的地方。小伙子献给姑娘的玫瑰,往往就被姑娘转手献给了铜像。
然而,文革中的某一天,苏军烈士纪念塔下来了一群造反派,他们不由分说就把铜像给拉倒在地,然后把铜像的头和头盔摔碎,把铜像胸前的三枚勋章也砸掉。接着,这个残损的铜像,就被疯狂的人们扔到造船厂的工地上。
这是一个敏感事件。周恩来总理听说后,马上就从北京发来指示,让红旗造船厂等二十多个单位立即行动起来,尽快找到失踪的铜像,并马上恢复苏军烈士纪念塔原貌。于是,大连的工人阶级只用了五个月时间,就让苏军铜像在纪念塔前重新站立起来。然而,因为残损,因为丢失,因为缺少参照,修复后的铜像,面部比原版稍瘦了一些,胸前的勋章后来也只找回来一枚,重塑的两枚勋章竟比原来的小了几乎一倍。
也许是浩劫之后的失而复得,让人们知道了珍惜和尊重。后来的日子,斯大林广场又归于平静。铜像似乎比以往更有吸引力。傍晚或节假日,人们仍然习惯地来到广场上,牵着孩子或握着爱人的手漫步,最后一定要在铜像前停留一会儿。
从人民广场迁移过来的苏军烈士纪念塔
背后就是苏军墓凯旋门式入口
这个广场很大,几乎所有的漫步都朝着铜像的方向走来,这里仿佛是个集合之地。广场上有人在放养鸽子,鸽子们围着广场飞累了,就落在铜像上,李蕴桥枪口,盔沿儿,肩头,都站满了。人们汇聚在这里,除了看铜像,还看鸽子。于是,铜像下面总是围满了人百富烤霸。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办公室来了一位新同事。他出生于60年代,一直在大连长大,而且家就住在斯大林广场附近。他给我看过一本记录个人成长的影集,其中有许多照片是在铜像下拍的。从蹒跚学步,到戴上红领巾,再到上大学。上大学是他第一次离开这个城市。临走前,他又来到铜像下拍照。其中一张是他倚在塔基前的墙壁上,取景很近,背后只有几行俄文字母。他把这张特写照片拿给大学的同学看,他们说,这是在国外拍的吧?让他的虚荣心很是满足了一回。我能理解他的这种虚荣。对城市的爱有许多种表达方式,拿这样的照片向人炫耀也是一种。
90年代初,大连市内的斯大林路改叫人民路,斯大林广场也随之改叫人民广场。刚开始叫,还有一点绕嘴,叫常了,就没什么感觉了。毕竟苏军烈士纪念塔还在,铜像还在。1999年9月,大连市各个部门都在以各种方式纪念大连建市百年,把人民广场的苏军烈士纪念塔迁到旅顺口的三里桥,被列为建市百年纪念活动的一项内容。
我以为,这座纪念塔原来设在哪儿,它就应该留在哪儿,像历史一样不容修改。因为在我眼中,苏军烈士纪念塔是历史嵌在时间缝隙里的一根楔子,这个城市的历史只有一百年,如果把中山广场和人民广场当成是后面的两个零,这座塔就是前面的那个一。它站立在那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既然是这样一座关乎历史变迁的纪念性建筑物,怎么能轻易就给挪了地方呢?
记得,一伙人在人民广场拆塔的时候,我正在给一家周末女子学堂讲座,讲着讲着,竟忍不住哭了起来。我知道,我此时的泪水,不只为一个具有历史感的广场随意被修改而流淌,更为文化在这个城市的弱势和失语而潸然。
后来听说,这场拆迁来自一件有百名人大代表签名的提案,市政府根据这个提案,报经外交部批准,并征得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五国同意,最后作出迁塔的决定拉鲁拉斯。可是,在拆迁的现场,每天都围了成百上千的人。有的人在录像和拍照,有的人对着拆迁者大声喊叫,有的人甚至以肉身上去阻拦。那一场牵动人心的搬迁,却一刻也没有停下。
1999年9月3日,苏军烈士纪念塔迁建成功。落成典礼仪式,在旅顺口苏军烈士陵园隆重举行。自20世纪初开始,三里桥墓地见识过太多的仪式。20世纪末的这一次,却是与以往最不同的一次。不是一场建造,而是一场迁移。
时隔两年后,我曾与几个朋友专程去旅顺三里桥探看。记得,那是一个潮湿的阴天,我所熟悉的苏军烈士纪念塔,兀然矗立在陌生的和平广场上。直觉告诉我,它不属于这里,它是一座专门为另一个广场设计的建筑。因为它太大了,这个广场却太小了。
一起来的几个朋友,心情也十分复杂,大家久违了似的站在塔前,目不转睛地仰看着铜像。也许各自都想起了童年,父母扯着他们的手,全家人站在铜像下合影,然后一起看铜像上站着的鸽子。
离开之前,大家在玉米地边的壕埂上采了几捧野花,因为够不着铜像,就把它们放在塔前。我明显感到,大家的举动,与别的无关,只与个人记忆有关。
我想,有一天,为了让一个广场的记忆得以复原,也许会有人发起一个迁回铜像的倡议。如果这样,我将是积极响应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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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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