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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u盘安装win7系统三里桥：历史在这里重叠着装订-素心素见

作者: admin 　发布: 2018-03-29　分类:全部文章　阅读: 650次

三里桥：历史在这里重叠着装订-素心素见

一
凝望近代以后的旅顺口，最绕不过去的一个名词就是战争，与战争纠缠最紧密的一个名词就是死亡。虽然我一千个不想复述那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一层叠一层的死亡，可它们早已是驱散不去的阴霾，固化在历史的天空上，如一枚深色胎记，印在旅顺口的土地上。
在近代旅顺口，最惨烈的死亡有过两次。
一次在1894年深秋。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清军的失守和逃跑，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过后，在这里留下了一座永矢难忘的万忠墓。无数民众妇孺的尸骨，给甲午年的那场战争作了无声而惨烈的注脚。
另一次在1904年初春。蓄谋已久的日俄战争，将旅顺口再次被硝烟炮火覆盖。日俄两个战争贩子，在中国的地盘上厮杀了长达一年之久，然后将无数战亡者的尸骨埋在了旅顺口。于是，小小的旅顺口，既有日军纳骨祠，也有俄军墓地。
在这场战争中，参战的日军有十三万多，战亡的日军有一万五千多。战争结束后，日本殖民当局在白玉山上建了一座表忠塔，把所有战亡者的骨灰都埋在了塔后的纳骨祠里。如今的白玉山上，当年的表忠塔，已改叫白玉山塔，纳骨祠则在80年代拆除。
也是这场战争，在旅顺口战亡的俄军有一万四千多，只比日军少了一千多。因为活着的俄军都当了战俘，获胜的一方，就按投降书上的约定，将战亡俄军的遗体安葬在旅顺口的三里桥。
也许与所在的位置有关三鑫公棚。白玉山太显眼，日军的纳骨祠建得也太高调，所以它被拆除了；三里桥地方僻静，并且俄军墓旁边就是苏军墓，这块里就得到了完整的保护和善待。也因为如此，它成了旅顺口最耐人寻味的一个角落，成了我一定要来踏访的理由。
我知道，近些年来，有个叫A·科瓦里的俄国老战士，曾两度来到三里桥。1996年，他以普通旅游者的身份，来这里作了一次暗访。他说，来到俄罗斯公墓，映入眼帘的是，它的年久失修，值得赞扬的是，中国人并没有破坏纪念碑。四年后，他以老战士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来这里观光考察。他发现，在中国境内，竟有近百座苏军纪念碑，而三里桥俄罗斯公墓是最大的一块外国人墓地，这里有一千六百座纪念碑、方尖碑和文化建筑。回去之后，他在莫斯科出版了一本专著：《旅顺俄罗斯军人纪念碑·阵亡军人纪念册》。
关于他曾去过两次的三里桥，A·科瓦里给了它这样的解释：距离桥三里。意思是说，有一座桥与俄罗斯公墓的距离是三里。至于桥在什么地方，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桥，他没有详细说明。
我在《旅顺口区志》里看到，三里桥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地属水师营乡。志曰：三里桥村，方位、数字取名。意为距旅顺口三里的桥边。可以看出，A·科瓦里的解释不准确，并不是俄罗斯公墓与桥相距三里，而是桥在旅顺口三里之外。
其实，三里桥有一座俄罗斯公墓，缘于日俄之间的那一场战争。有战争，必定有死亡。俄国叫要塞保卫战，日本叫要塞攻坚战。战争打了三百二十九天，交战双方每天都有战死的官兵。因为死神随时降临，在展开过殊死战斗的炮台和堡垒里，甚至在战地医院附近，俄军临时设置的墓地，竟分布在二十八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曾埋葬过康特拉琴柯少将。这是战火中的埋葬，可以想见有多么的匆忙和潦草。在小说《旅顺口》里，斯捷潘诺夫这样写道：
俄历12月4日（公历12月17日）清晨，惨暗，寒冷。战线上沉寂无事。凄恻的旅顺口好像停止了呼吸似的。要塞各炮垒都缄默了，甚至于听不到步枪声。第十团教堂内，在举行追悼祈祷。葬仪结束后，康特拉琴柯与另外八个人的棺木被装在了炮车，向墓地缓缓驶去。墓穴就掘在通往崂峍嘴炮台军用道路侧旁，在一个海角的小山岗上，从那里可以望见前面茫茫无边的大海。埋葬之前，牧师还向每一个死者的胸上都撒了一把冻土。……
神父在石板桥外为俄军战死者祈祷
崂峍嘴在海口东侧的岸边，距黄金山不远。这说明旅顺口后防线战事正紧，为了让他得到哪怕是片刻的安息，就把他的尸体埋在南部海岸，也算对他最后的慰藉。
1905年初，因为俄国属于主动投降，两国在处理战后事宜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将卒遗骸委员会。日本政府根据投降条约，命令驻守旅顺口的日军司令部履行义务，去所有发生过激战的炮台、堡垒和战场，寻找裸露或匆忙掩埋在那里的俄国军人尸体，把他们全部归葬在三里桥墓地。当然，这里不包括康特拉琴柯少将。1906年，他的遗骸被运回了俄国。尼古拉二世将其追认为中将，并按陆军最高的殡葬仪式，把他安葬在彼得堡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内。
在三里桥俄军墓地，曾搞过一个隆重的开园仪式，时间是1908年。
俄国政府派来了一个军方代表团，带队的团长是H·M·奇恰戈夫中将，与他一起来的还有沃洛德琴科将军、马图谢维奇海军元帅、格林戈罗斯将军等等，在那一长串的成员中，只有一个要塞保卫战的参加者，他就是前任老铁山要塞司令克鲁阿什维利骑兵大尉。
日本政府也派来了一个军方代表团，带队的是乃木希典和东乡平八郎。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旅顺口正是被这两个人海陆夹攻夺下的，马卡洛夫中将死在了东乡平八郎舰队的炮火下，康特拉琴柯少将则死在了乃木希典的炸弹下，而那那一万四千多名战亡者，也无一不是在他们的指挥刀下作了冤死鬼。昔日的对手，现在竟成了嘉宾，不知在场的俄国将军们感慨几何。
在墓地中央，日本人建造了一座高大的银灰色欧式墓碑。碑身全部用花岗岩砌筑，碑身南北两面用日文刻着：旅顺阵殁露兵将卒之碑。柱角刻有落款：日本政府建于1907年。在雪花石柱上，还刻了几行花体小字俄文：这里是在保卫阿尔杜尔港的战斗中阵亡的俄罗斯士兵的遗骸。
旅顺口在外文里有两种叫法，一个叫亚瑟港，一个叫阿尔杜尔港。所谓的外文，即英语和俄语。旅顺口的英文名字叫Port Arthur，中文译为亚瑟港。Port是港口的意思；Arthur据说是一个英国船长的名字，其读音用国际音标表示是【’a:θ？】或【’a:θ? r】，接近于汉语发音中的asa或ase，一般译为亚瑟。
在俄文里，旅顺口的名字是ПортАртур ，中文音译为波尔特·阿尔杜尔。就是说，Aртур是Arthur的俄文转换。因为英文古今语音变化太大，造成严重的言 文不一致，所以英文的Arthur和俄文的Артур听起来很不一样，其实只是一种音变而已。日本人在墓碑上刻的是阿尔杜尔，他们嘴里念的却是阿尔茨尔，这是把俄语的ту（tu或du）说成ci的结果。日本政府建的旅顺阵殁露兵将卒之碑
这么说来，亚瑟和阿尔杜尔是同一个人。关于他的身份，有人说是英国女王的丈夫，有人说是英国王储，更多的人说是英国船长。1858年，这位船长驾驶着阿尔盖诺号在旅顺口抛锚停泊，为纪念这次航行，他的名字就成了旅顺口的名字。A·科瓦里却是这样说的：19世纪中叶，英国王储阿尔杜尔·科纳乌茨基公爵造访旅顺口，从此中国无名的小城旅顺口便以阿尔杜尔港闻名于世界。
总而言之，那一天，日俄两国在墓碑前举行了一个特殊的仪式，日本军人在俄军墓降下了旗帜，并把日军战旗斜着垂向纪念碑，以表示哀悼。此外，伊诺肯基主教为开园作了一个例行的祷告仪式。最后，两国代表登上了纪念碑的台阶，俄国人在胸前划着十字，日本人则深深地埋首鞠躬。
仪式结束不久，日本当局就在墓地附近立了一块木牌，上面用俄文刻了一段说明：
俄罗斯军人公墓
奉大日本帝国政府最高命令，该墓地于1907年10月建成，这里安葬着俄罗斯军人的遗体……
日本当局的做法，居然感动了不少俄国人。俄国的《侦察员》杂志，曾发表过这样的文字：敌人在庆祝胜利的同时，对要塞保卫者的英雄气概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保卫战的残酷让敌人尊重保卫者。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我们的勇士在旅顺最重要的值得骄傲的纪念碑。
其实，这种高兴和感动，显然有掩饰虚弱的意思，不管怎么说，俄国是投降者，不论日本做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俄国的耻辱，这种伪贵族式的轻视和傲慢，一向是日本人的拿手戏。
二
日俄战争结束后，旅顺口虽然易主，三里桥却与俄国有了扯不断的关系。俄国被日本打败，并不是战亡者的过错。1912年，在幸存者和战亡者亲属的强烈要求下，俄国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个决定，在三里桥的俄国军人墓地，建造一座高八米的基督十字架纪念碑。
此碑地址，在日本政府先前建的那座纪念碑东侧。十字架上面，用俄文写了一句话：永远纪念忠于信仰、忠于沙皇、忠于祖国的英勇的旅顺保卫者。碑铭下方望门闺秀，镶嵌了一枚彩瓷的耶稣头像，四周还装饰着花卉图案。碑的阴面，刻有俄军参加要塞保卫战的部队番号，密密麻麻的一大片。也是，俄军墓地上，如果只有日本人立的碑，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活着的人当然看不下去了，于是就逼俄国政府立了这么一座墓碑。
与十字架纪念碑一起开工的，还有一座体量不大的东正教堂，以此献给基督教在俄国的奠基者，神圣的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这座红砖砌筑的小教堂，如今仍在墓地西门外老地方。它属于哥特式风格，尖顶的山花上，用彩色的马赛克拼成了一幅圣母玛丽亚的瓷像。据说，有位俄国神父曾守在这里，一边作弥撒，一边养蜂。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他才离开了三里桥，回到家乡伊尔库茨克。留在这里的是神父的助手，他是一位中国老人。我想找到他，旅顺口的朋友却说，老人在前些年故去了。
俄国政府建的十字架碑
由于俄国政府介入，墓地的外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围绕着墓地，砌起了一道不高的砖墙，在俄式风格的铁大门上，用大字写着：俄罗斯公墓。与此前日本人竖的木牌相对照，把军人两个字删除了，也许认为，大批军人死亡的时代已经过去，这里将面向所有逝去的俄罗斯人吧？
翌年，日本殖民当局在旅顺口成立了一个战迹保存会，三里桥竟被当成了战迹游的观光景点。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日本当局还在俄罗斯公墓内修建了花坛，搭起了藤萝架，设了凉亭和长椅，把公墓装扮得更像是一座大公园。
俄国人也没有全部放手，留在满洲境内的俄军纪念碑，都交给了俄国驻北京外交代表和军事代表管理，留在关东州境内的纪念碑和墓地，则交给了东正教堂的堂长负责。然而，十月革命后，当墓地和纪念碑移交给了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这里就变得冷清了起来。
彼时，有许多日俄之战的幸存者侨居在大连和旅顺口。一个名叫M·B·汉壬的将军听说大使馆态度淡漠，气得大发雷霆，却不敢找上门去，只好把另外几个流亡军官集合在一起，自发地成立了一个俄罗斯公墓保护委员会，由他担任会长劫掠梦魇。一个名叫鲍里斯·瓦西里耶夫的少将，当年因重伤留在了旅顺口，他要求给M·B·汉壬将军当副会长。1935年，瓦西里耶夫少将去世，他的遗体就葬在了三里桥。有人说，三里桥只埋葬了一位俄国将军，说的就是瓦西里耶夫。
1945年秋天，苏联突然对日宣战。后贝加尔方面军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过满洲大地，向辽东半岛南部挺进。几乎与此同时，苏联侦察机关逮捕了留居大连的M·B·汉壬将军，罪名是他在内战期间，曾参与反对苏联政权的武装活动。翌年，他就被苏联最高军事委员会下令枪毙。由他牵头的俄罗斯公墓保护委员会，也作了鸟兽散。
其实，三里桥墓地并不是日本人所建，它原本就是俄罗斯公墓。早在1898年3月8日，三里桥迎来了第一个安葬者，他是俄军炮手阿列克谢·诺斯科夫。最后一个安葬者，名叫列普秋科娃·纳塔利娅·彼得罗夫娜，她死于1955年3月5日，也就是苏军撤离旅顺口两个月之前。
墓地门口的小教堂
有人说，这是遭遇海难的俄国海军墓
两个不同的时间，两个安葬者的身份，向我透露了这样的消息：其一，1907年，日本之所以将墓地设在三里桥，并称之为俄罗斯军人公墓，就因为这里早有俄罗斯军人埋葬于此；其二，在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埋葬最多的是俄罗斯军人，却并不全是在日俄战争中战亡的。
以时间为序文县党建网，埋葬在这里的战亡者大致有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彼时，中东铁路还正在施工，俄军以护路为由，与义和团发生了战斗土人殿，俄军有二十五个士兵在交战中阵亡。
第二部分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在这场要塞争夺战中，俄军一万四千多名阵亡将士的遗骸，全部被日本人陆续迁葬到了三里桥。于是，三里桥的这面山坡，就有了一个极具宗教色彩的名字：安息山。
第三部分是1945年解放东北的战争。在辽东半岛南部战场曾海潮，苏军有一百七十名战亡者。
第四部分是1946年至1949年苏军接管旅顺口。在中国方面，称辽东半岛为特殊解放区，苏军在三里桥埋葬了六百四十三名牺牲者。
第五部分是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因为斯大林不想让苏军暴露身份，有二百四十四名苏军战亡者遗骨留在了旅顺口。
那是冬日的一天，我与旅顺口的朋友们一起，驱车来到了三里桥。它在旅顺口与营城子之间，向市区北部走，只有几分钟的车程。我发现，一直到现在，这里仍保留着村庄的样貌，只是时间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三里桥村已经今非昔比，屋舍院落到处都透露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富庶和丰足。
我知道，在导游图和各种宣传册上，三里桥唯一的一个景点，就是苏军墓，也就是当年的俄罗斯公墓，当地人习惯地叫它苏军墓。
走进墓地正门，就是一条长长的甬道。路面由鹅卵石铺就，两侧是高大的松柏。其实，这个正门，以及这条甬道，就是整个公墓的中轴线，将整个墓地分为东西两个区。西区大多埋的是在日俄战争中阵亡的俄军将士，东区大多埋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苏联红军。陪我来的朋友说葛文耀，如果把两个时代的侨民也算在内，这里总共有一万七千多个安葬者。
出于习惯，我们先去了西区的俄军墓地。时值隆冬，西区格外显得安静肃杀，或许因为这里没有松柏，只有在这个季节越发稀疏的杂树，树与树之间的空地上，裸然可见各式各样的墓冢或墓碑。走近它们，我想起了许多与墓地有关的欧洲电影。
在这里，俄军阵亡者遗体，被日本人以不同的战场或相近的战场，分别进行了合葬或丛葬，而且葬式明显分出了尊卑和等级。士兵的遗骸属于丛葬，军官的遗骸属于合葬。
阵亡的军官墓葬有四十八座，虽然是合葬，却是一座座在地面上立体可见的墓，墓前还有白色大理石十字架。在这些十字架上，刻有如下的记录：
第15东方步兵团阵亡将士公墓 41具遗体
第28东方步兵团阵亡将士公墓 28具遗体
第14东方步兵团阵亡将士公墓……
士兵墓丛葬于地下，标志就是一个十字架式花岗岩碑。它们在墓地的西北角，并排有好几座这样的墓碑，上面醒目地刻了四个大字：露兵之墓。墓基是四方形的花岗石，用日文刻写着战场方位，埋葬者数字。当然，在日文旁边或两侧，还刻有俄文出土奇兵，只是我读不出罢了。
我看到，在二○三高地和椅子山西麓阵亡的俄军，有六千五百五十具遗骸合葬为一个墓穴；在一四七高地和南太阳沟阵亡的俄军，有一千四百九十具遗骸合葬为一个墓穴。当然，我说的只是其中的两个十字架碑。
在南侧的林间草地上，还有数排铁铸的十字架，每个十字架上，都带着东正教标识，它们像列队的普通士兵一样，整齐而沉默。因为是铁铸，因为被经年的雨雪锈蚀，这些十字架通体呈漆黑而凝重。然而，因为它们集体站立在那里，仍给我一种说不出的震撼。
朋友说，铁十字架下埋的是海军阵亡者。我马上想起了马卡洛夫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巡洋舰，就问，这里埋的是马卡洛夫旗舰上的遇难者吗甄云龙？朋友说，战争初期，都是海军阵亡者，说不准是哪个舰上的海军。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铁铸的十字架，显然不是日本人的作品，而是俄国人自己的方式。这样的墓葬，应该出现在开战之初。当然，如朋友所说，这只是猜测。
除此之外，我还看到了一种特殊的墓葬。没有墓碑，只是一小片一小片的平地，上面覆盖着大小不等的鹅卵石。幸亏有朋友指点迷津，他说，这种鹅卵石墓，埋的是当年战死的军马。这是多么有尊严的军马呵！记得，在前苏联出版的《俄日战争史》里，曾有一段与军马有关的记载：
俄军正式投降那天，整个旅顺卫戍部队尚有三万二千四百人，其中伤病员五千八百零九人。此外还有完整火炮六百一十门，机枪九挺，各种炮弹近二十一万发。要塞内存放的面粉，可以吃二十七天，大米可以吃二十三天，糖可以吃四十天，面包干可以吃二十一天，干菜可以吃八十八天，盐可以吃一百七十五天，燕麦、大麦、豆类可以吃三十四天，茶叶可以喝一百九十六天。从1904年7月开始，猪肉断了，整个要塞改吃马肉……
的确，驻旅顺口俄军当年曾有一支庞大的哥萨克马队，直到他们向日军投降，战死和被吃的军马不算，活着的还有三千多匹。按照俄军投降约定，整个要塞卫戍部队都沦为俘虏，所有的堡垒、工事、舰艇、武器、弹药、资金及其他军用物资，也都要原封不动地移交给日军。只允许活着的陆、海军将领和军官携带武器和个人生活必需品，士兵、水兵、军士却没有这种待遇，他们都被缴了械，然后到日军指定的地点集合。那三千多匹活着的军马，当然也就此离开了它们的主人，被日军缴为战利品。
正因为如此，这些战死的军马，永远地留在了三里桥，与死去的士兵们相伴。也许，军马的主人也和它一起战死，如果是这样，以军马的忠诚而言，与主人一起战死，总比当了敌人的战利品幸运。
三
许久以来，中国的研究者一直在说，死于日俄战争的俄国将军虽然很多，可是他们的遗体后来大都被运回俄国安葬，埋在三里桥的俄国军官，都是校尉以下的军衔，将军只有一个，就是鲍里斯·瓦西里耶夫。
然而，在A·科瓦里的《纪念册》里，却有这样的记载，三里桥西区有一些被称为战斗英雄的阵亡者。比如：B·B·采尔比茨基少将、A·M·约尔申上校、A·M·布图索夫中校等。这本由俄国人写的《纪念册》，等于推翻了中国史家此前已有的定论。
19世纪末，俄国军官有严格的等级原则。截至1895年5月，俄国军队出身于世袭贵族的军官，占了一半还多。在近卫骑兵中，出身于世袭贵族的军官比例最高，而统帅部的军官，基本上都是世袭贵族。那么，B·B·采尔比茨基少将的出身呢？
因为看不懂俄文，我只能在中文资料里翻找，一直没发现B·B·采尔比茨基少将在旅顺口的踪迹。在中译本的《俄日战争史》里，我倒是看到了A·M·布图索夫中校的名字。他是陆防司令康特拉琴柯少将的下属，时任边防军司令，负责北线水管堡的防御，地点在水师营，也就是旅顺口区政府大楼后面的那个小山包上。
苏军墓正门
说布图索夫是战斗英雄，也许因为那场战斗过于激烈。时间是1904年9月19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第二次总攻。中午12点整，日军四十门攻城炮、四十八门野炮，开始向水管堡、庙堡和北线其他工事轰击。在布图索夫中校所在的水管堡，日军竟倾泻了近一千发炮弹。当天下午3点，堡上的胸墙和掩体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一挺机枪、两门火炮被击毁，与指挥部的联系也中断了。晚上6点，水管堡只剩了不到三十名守军。康特拉琴柯曾先后向那里增派了四个步兵连，一个边防连。战斗彻夜未停，日军也在不断地向这里增派援军。尽管弹尽人疲，布图索夫身边只剩了十一个官兵，仍坚守在水管堡的废墟上。翌日晨5点，康特拉琴柯少将不得不下令放弃水管堡。或许此时，布图索夫中校已经阵亡了。因为战斗结束后，他的名字就在这本战争史里消失了。
十几年来，对三里桥紧盯不放的A·科瓦里，还有一个更大的爆料。他说，1913年，俄罗斯公墓最后一次掩埋旅顺保卫战牺牲者的尸体。彼时，日本潜水员在旅顺口外调查沉没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曾打捞起六具俄国海军遗骸，并安葬在三里桥，在这几具保存完好的遗骸中，就有马卡洛夫元帅和他的画家朋友维勒沙根。
这个发现十分令我意外，我翻过那么多资料，从未见到过这样的讯息。可是，这是由俄国人自己说出来的，我可以不相信吗？A·科瓦里说，俄国为捞到马卡洛夫中将的遗骸感到欣慰，马上就在旅顺口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安葬仪式，前来参加仪式的代表团，由前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舰长亚克夫列夫海军中将率领，出席仪式的日方代表，则由驻旅顺口海军镇守府司令率领。安葬仪式，在东正教堂举行，当所有的仪式完毕，装有六具遗骸的棺椁，即由日本水兵用炮架运到了墓地。日本人还特意制做了五十个花环，上面的铭文写着：
献给英勇的俄罗斯水兵
献给英雄
可是，A·科瓦里虽然肯定地说，马卡洛夫和维勒沙根就埋在三里桥，却没有拿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也许有人提出了质疑，他便补充了一点说，有目击者证实，1946年，俄罗斯墓地还保存着银和铁制边框的马卡洛夫海军中将的肖像，在其中的一幅肖像上，写道：
献给1904年旅顺保卫战中英勇牺牲的要塞炮兵 野战炮兵 海军炮兵
原1904年旅顺炮兵司令别雷少将
1908年5月12日 海参崴
在日俄战争之前，别雷将军就是驻旅顺口陆军炮兵司令，在马卡洛夫肖像上题字的时候，他已经在海参崴太平舰队司令部就职。也许因为与马卡洛夫关系密切，便有人请他在肖像上题字吧？记得当年，我曾在海参崴海边看到一尊马卡洛夫将军纪念碑，说不定也是在他的提议下玉成的吧？当然，马卡洛夫生前曾多次去海参崴巡视，那里有他的纪念碑也属正常，直到公元1989年，俄国还发行了一套马卡洛夫肖像邮票，这是欧洲盛行的一种人文传统。
然而，如果说B·B·采尔比茨基少将和马卡洛夫中将是否埋葬在三里桥，尚有待于考证，鲍里斯·瓦西里耶夫少将却是毋庸置疑。他原是炮兵司令，负了重伤之后，不得不滞留在旅顺口。1935年，因病不治而殁，安葬在了三里桥墓地。就是说，自日俄战争结束，他在旅顺口居留了整整三十年。
现在，只有瓦西里耶夫的墓，在导游手册上被称之为将军墓。我注意到，此墓用的是黑色花岗岩砌筑，豪华而不失高贵。墓碑上，还镶嵌着他的半身瓷像，在他的眼神里，那种因为出身而掩饰不住的傲慢仍隐约可见。瓷像下面，写着描 金的俄文，那应该是他的军衔和名字。
只有他一个人埋在这里，也许不会如此引人注意，关键是在他的旁边，静卧一个爱了他一生的女人。与将军墓相比，她的墓小而简陋，就像一个依偎在他膝下的小女孩。一大一小的两个墓，如今已被树和栏杆围成了一体。当旅顺口进入了旅游时代，有人就把这个故事当成了炒作的噱头，故意在旁边立了一块碑，上面只写了三个字：情人墓。
这么做虽有商业化之嫌，却也不无道理。墓内的两个人，的确是一对恋人。只是在这个故事里，最感人的部分并不是将军，而是旁边与其相伴的那个女人。她的墓只用砖和水磨石垒筑，墓碑有一枚身穿白色护士装的瓷像，碑文只写了无限忧伤的一句话：一位俄罗斯普通战地护士耶列诺娃长眠于此。许多年来，这两座并排而立的墓其实仍是个谜。直到有一天，一个与耶列诺娃共过事的中国女人出现了，这个故事才有了完整的解读。
炮兵少将瓦西里耶夫刚负了重伤，战争也马上结束了。幸存的官兵和轻伤员都做了战俘，被押往日本，他只能以战俘和重伤员的身份留下来救治。彼时，他正处于深度昏迷，生死未卜。女护士耶列诺娃毅然放弃了回国的念头，决定留下来陪伴和护理他。耶列诺娃是一个天使般的女人，从此就把少将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有一天，将军终于苏醒了过来，异国他乡，天涯沦落，两个孤独的人就这样相爱了。耶列诺娃比瓦西里耶夫年长十三岁，正是这份超世脱俗的爱情，让他们在旅顺口度过了长达三十年相互搀扶的美好时光。遗憾的是，他们始终也没有结婚，始终只是一对情人。直到1935年，将军病情恶化，与耶列诺娃阴阳两分。
这个中国女人说，日本当局并没有优待这一对俄罗斯情侣，他们的生活一直非常拮据。将军去世后，女护士倾其所有，为她所爱的人建造了一座昂贵而考究的墓。此后，她的生活不但更加窘困，而且也更加孤独。可是将军走后，这个比将军大了十三岁的女人，居然在旅顺口独自生活了十一年。其实，也是因为将军葬在这里，支撑着她为爱情守望到自己也离开世界的那一天。1946年，在去天国与情人相见之前，女护士有一个最后的遗愿，就是将她安葬在将军的墓旁。然而，当时的她已经穷得身无分文，最后还是好心的邻居帮忙，为她修了这么一座卑微的小墓。
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许多人正是听了这个故事，来到墓前，久久不愿离开。战争早已成了过去，只有爱情永恒。
情人墓
四
我知道，三里桥墓地原来的正门，在东正教堂旁边，如今那里是方便内部职工出入的侧门。小教堂的门紧闭着，其实是废弃了。在教堂附近，也就是原先的墓地正门外，随意建了几座工房，里面住 了几个看护墓地的工人，门外堆放着工具，还养了几只厉害的黑狗。
三里桥墓地现在的正门，其实是墓地扩建后新修的正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也就是苏军撤离旅顺口之前，旅大市政府为了表达对苏军的感谢和尊重，特意把三里桥墓地划分为东区和西区，西区是俄军墓地，东区是苏军墓地，在两区之间，修了一座紫色大理石砌成的凯旋门式门厅。在中国人眼里，叫牌楼或许更准确。门厅两边的门柱上，雕刻着红旗图案，另外还有军舰、大炮等青铜浮雕。与小教堂相比，这个门厅有很强的时代感，属于十月革命后流行的款式，可谓苏联红军时代的独创。
苏军飞行员墓
走进门厅，便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它也是整个三里桥墓地的中轴线，直穿墓地正中心的小山丘。我发现，在这条中轴线上，冰糖葫芦一样串着几个不同年代的建筑，后边是俄国政府建于1912年的十字架纪念碑，中间是建于1950年的英雄纪念塔，前边是建于1953年的苏军烈士纪念碑。
立体感最强的，视觉冲击力最大的，就是前边这座烈士纪念碑。碑身全部用雪花石砌筑。碑尖挑了一颗金星，碑身周围有橄榄枝环绕。碑的两侧，各有一名单膝跪地俯首执斜垂战旗的苏军战士青铜雕像。碑前一左一右，还安放了两个青铜花环。碑身下面刻有铭文：永远怀念为苏联和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英勇牺牲的英雄们。
我知道用u盘安装win7系统，这座纪念碑的设计，由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雕塑系主任卢鸿基教授负责，苏军驻旅顺基地政治部的B·沙赫维担任他的助手。那两个执旗战士的原型，都是旅顺口军港的青年士兵，一个叫巴维尔科，一个叫柯斯金。彼时，中国的艺术家与政治家们一样，都在虚心地向苏联学习，这座烈士纪念碑就是最好的例证。它完全是苏式风格，看不出一点露怯的地方，在军人的坚硬里，没忘了闪耀些许青春柔情。
记得，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俄国远东地区旅行，不论走到哪个城市，都会看见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纪念碑，它们异常显眼地矗立在城市中心的广场上，并且所有的纪念碑前都有不灭的火种，以及不知谁刚刚献给它们的红玫瑰。这一切掟上今日子，对生活在战后的人，似乎是一种提醒：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千万要绷紧记忆的神经。
在旅顺口的记忆里，一定有苏军的故事。这个故事，当然也属于反法西斯题材。1945年8月9日，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向日本驻苏大使佐藤递交了战书。随之，苏联红军便从中苏边境出发，向占据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全线攻击。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22日，苏军的飞机就在大连周水子机场降落。
8月23日，旅顺口便降下了日本的太阳旗，三次鸣枪礼之后，升起了苏军的五星旗。接着，日本驻旅顺口海军中将正式宣布投降，并交出了他自己随身携带的武士刀。然而，苏军已接到最高指挥部的命令，把战刀留给日本将军。苏军此举陌上寸草，曾让这个不再神气的日本将军深为感动。
翌日，住在龙河岸边的旅顺口居民，突然被一种巨大的声响惊动了。大家跑出去一看，原来是苏军坦克咯吱咯吱地走在大街上，在坦克的炮塔后面掉脑袋机械舞，还站着一群苏军战士，他们去的方向，正是三里桥俄罗斯公墓。人们不禁吃惊，进入旅顺口的坦克兵，第一件要做的事儿，竟然是悼念日俄战争的阵亡者。
几天后，还发生了更有意思的一幕：1945年9月6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等六位元帅，率少将以上高级将领一百二十多人，浩浩荡荡地前往三里桥。苏军官兵们抬着花圈，在俄军墓前列队跪下，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梅列茨科夫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等，则站在那里脱帽致敬。后来知道，花圈的红绸带上写的是：献给英勇的先辈们。
苏军此举，曾令许多旅顺口人迷惑不解。我知道，在苏军将官的心里，长眠在这里的亡灵，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他们的同胞。我还知道，在此前的满洲平原和辽东山区战斗中，有一百七十四名官兵被日本关东军打死，三里桥墓地因此迎来了苏军阵亡者，他们的遗骸被埋在墓地的空隙处，与沙俄时代的军人混葬在一起。后来地方不够了，墓地由西向东曼延开去。渐渐地，就形成了现在这样的格局，东区主要是苏军墓，西区主要是俄军墓。有人数过，东区的苏军墓有七百多座，苏军家属和苏联侨民墓有六百多座，埋葬的时间，在1945年至1955年之间。
与西区俄军墓的沉寂相比，东区的苏军墓显得明朗而活泼。墓碑有塔式，有柱式，有立式，有卧式。碑的顶端，大都有标志性的雕饰，要么是一只铁锚，要么是一辆坦克，要么是一只欲冲向天空的飞机，它们代表着墓主人生前所在的兵种。另外，几乎所有的墓碑上，都镶嵌着逝者的遗像，并刻着姓名和生卒年月。在这里行走，感觉不到死亡的气息，那些年轻的面孔，那些飞机和坦克，似乎就在耳边轰鸣，还有一颗颗青春的心脏，似乎仍在不停地跳动和呼吸。
我数了一下，以飞机为雕饰的墓，有二百零二座。这些年轻的苏军飞行员，都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与飞机一起被击落。彼时，中国空军的力量还很弱，斯大林叫中国出兵援朝，他只答应给装备，比如卡秋莎大炮和飞机。
罗波夫将军曾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当年敌我双方飞机损失的比例是四比一。正是这个数字，提醒了叶利钦总统。有一次，在给美国参议院战俘和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信件中，他曾肯定地说：我们认为，有一千三百零九架飞机在北朝鲜上空被击落。
如果这两个数字是准确的，那么在这场战争中，苏军应该有二百零六架飞机被击落。也就是说，在北朝鲜上空牺牲的苏军飞行员，几乎全部被安葬在旅顺口的三里桥。
我的目光，曾久久地停留在一块镶有瓷像的墓碑上。如果不穿那身军装，他其实就是一个稚气未脱的男孩子。他有一双天空般深蓝的眼睛，有一只极具雕塑感的高鼻梁，拍照的时候，不知他在看什么，或者想到了什么，从他的嘴角静静地流出了一抹羞涩的浅笑。那么，在空中消失前的一瞬间，对于尚未开始的生命，他曾有过怎样的眷恋和渴望呵。
在一块墓碑上，刻着一个女人的名字，苏军护士长赫德洛娃，死时只有四十八岁。那句碑文，读了让人鼻酸：你的明亮的眸子永远闪耀在我们的记忆中。碑文下面，还刻着亲属们的署名。这是文化的差异，中规中矩的中国人，可能会写流芳百世永垂不朽，却不会在故人的墓碑上刻写如此抒情的文字。
这片墓地唯有一块刻有中俄两种文字的墓碑。死者名叫哈卡莫夫，一道四星的大尉工程师，他生于1913年，卒于1955年。如果他没有生病，不久就可以随军回国了，可是他到底没有等到那一天。立此碑者，当然是他的中国战友。
十年的时间并不算短，在三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里，不但有正常的死亡，也有非正常的死亡。比如，有一位中年校官，照片上的他虽然有点发胖，笑容却相当灿烂，他是因为某次喝酒过量，突然殒命。再比如，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因为弟弟玩枪走了火，一朵含苞未放的小花，瞬间凋零。在东区，还有那些出生几天就夭折的孩童，这样的墓太多了，多得令我周身寒彻。每一座都很小，呈长方形，上面只有一块花岗岩墓板，却也写了名字和生卒年月。出生和死亡的时间，或在1954年，或在1955年。我就想，这两年发生了什么？瘟疫还是霍乱？我曾去《旅顺口区志》里找，没有发现任何自然或人为灾难的记载。我总觉得，一定与某种流行病有关，只是他们的父母忍住了悲痛，不想把秘密泄露出去。可是，面对这片整整齐齐的婴儿墓，任何一个母亲都会为之动容。不过，这么小的人儿，能有一座独立的花岗岩墓碑，足以证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时间虽短，却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其实，在西区的俄军墓地里，也埋葬了许多俄国侨民，甚至还有其他国籍的侨民。比如，这里有犹太人的墓碑，看碑上的名字，碑的大小，就知道有女人，也有孩子。再比如，这里还有雕刻着小天使塑像和圣乔治勋章的墓碑，有的是贵族，有的是骑士。如果我会读俄语，也许知道得更多。我总觉得，应该有人把这些俄语碑文拓印下来，翻译成汉语，再将其编入旅顺口的地方史志里。
总而言之，在中国的土地上，可能再也找不到一座与三里桥相似的墓地，历史在这里重叠着装订，厚如一部大书平江花灯戏。
五
公元1999年秋天，三里桥村曾突然间喧闹了起来。在三里桥村与苏军墓之间，新开辟了一个和平广场，然后就有浩浩荡荡的车队，把大连市内的苏军烈士纪念塔，从人民广场迁移到和平广场。此后，和平广场以及这座苏军烈士纪念塔，就成了苏军墓的一部分点点贷。
只要去苏军墓，和平广场和苏军烈士纪念塔就是必经之地。或者说，在它们背后，就是苏军墓正门的大理石门厅。站在门厅正中看过去，和平广场上的苏军烈士纪念塔，也在三里桥墓地的中轴线上，这支冰糖葫芦串上多长出了一枚山楂果。
也许因为是整体迁移，看不出纪念塔有什么变化。整座塔身，由青灰色与粉红色花岗岩砌筑。塔基的正面，有一块黑色的大理石，上面镌刻着郭沫若的题字：永恒的光荣。题字下面，以中苏两国文字，记述了苏军出兵东北解放旅大的经过。塔基的两侧，还镶嵌了两块表现保卫和平、生产建设主题的青铜浮雕。
纪念塔的主体，自然是塔，就像一根巨柱，高耸入云。塔前，站着一尊苏军战士铜像。他头戴钢盔，手持钢枪，身披斗篷，胸前佩着三枚勋章，一枚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勋章，一枚是攻克柏林勋章，另一枚是战胜日本法西斯勋章。在我眼里，纪念塔最生动的部分，就是这尊铜像。
早前就听一个朋友说，他母亲当年是大连红旗造船厂的工人，曾参加过苏军战士铜像的制作。母亲告诉他，这尊铜像不是凭空捏造和拼凑的人物，也不是某个牺牲的烈士，而是艺术家从驻守旅大的苏军部队里找来的一个青年士兵。这个艺术家，就是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雕塑系主任卢鸿基教授。此前，在三里桥墓地落成的苏军墓纪念碑，也是由这位卢教授主持设计。接到新的任务，卢教授便根据已有的经验，找了一个苏军士兵为模特儿，先雕塑出一尊石膏像，然后让工人们铸造成五米高的铜像。
在当年的市政府门前，正因为有了这座苏军烈士纪念塔，日治时代的长者广场也改了名字，叫斯大林广场。以后的日子，苏军烈士铜像就成了斯大林广场最大的看点。渐渐地，铜像下也成了情侣们约会的地方。青年男女只要说到这里见面，一般不说斯大林广场，而是说铜像。铜像不但是最好找的地方，也是能让人浪漫起来的地方。小伙子献给姑娘的玫瑰，往往就被姑娘转手献给了铜像。
然而，文革中的某一天，苏军烈士纪念塔下来了一群造反派，他们不由分说就把铜像给拉倒在地，然后把铜像的头和头盔摔碎，把铜像胸前的三枚勋章也砸掉。接着，这个残损的铜像，就被疯狂的人们扔到造船厂的工地上。
这是一个敏感事件。周恩来总理听说后，马上就从北京发来指示，让红旗造船厂等二十多个单位立即行动起来，尽快找到失踪的铜像，并马上恢复苏军烈士纪念塔原貌。于是，大连的工人阶级只用了五个月时间，就让苏军铜像在纪念塔前重新站立起来。然而，因为残损，因为丢失，因为缺少参照，修复后的铜像，面部比原版稍瘦了一些，胸前的勋章后来也只找回来一枚，重塑的两枚勋章竟比原来的小了几乎一倍。
也许是浩劫之后的失而复得，让人们知道了珍惜和尊重。后来的日子，斯大林广场又归于平静。铜像似乎比以往更有吸引力。傍晚或节假日，人们仍然习惯地来到广场上，牵着孩子或握着爱人的手漫步，最后一定要在铜像前停留一会儿。
从人民广场迁移过来的苏军烈士纪念塔
背后就是苏军墓凯旋门式入口
这个广场很大，几乎所有的漫步都朝着铜像的方向走来，这里仿佛是个集合之地。广场上有人在放养鸽子，鸽子们围着广场飞累了，就落在铜像上，李蕴桥枪口，盔沿儿，肩头，都站满了。人们汇聚在这里，除了看铜像，还看鸽子。于是，铜像下面总是围满了人百富烤霸。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办公室来了一位新同事。他出生于60年代，一直在大连长大，而且家就住在斯大林广场附近。他给我看过一本记录个人成长的影集，其中有许多照片是在铜像下拍的。从蹒跚学步，到戴上红领巾，再到上大学。上大学是他第一次离开这个城市。临走前，他又来到铜像下拍照。其中一张是他倚在塔基前的墙壁上，取景很近，背后只有几行俄文字母。他把这张特写照片拿给大学的同学看，他们说，这是在国外拍的吧？让他的虚荣心很是满足了一回。我能理解他的这种虚荣。对城市的爱有许多种表达方式，拿这样的照片向人炫耀也是一种。
90年代初，大连市内的斯大林路改叫人民路，斯大林广场也随之改叫人民广场。刚开始叫，还有一点绕嘴，叫常了，就没什么感觉了。毕竟苏军烈士纪念塔还在，铜像还在。1999年9月，大连市各个部门都在以各种方式纪念大连建市百年，把人民广场的苏军烈士纪念塔迁到旅顺口的三里桥，被列为建市百年纪念活动的一项内容。
我以为，这座纪念塔原来设在哪儿，它就应该留在哪儿，像历史一样不容修改。因为在我眼中，苏军烈士纪念塔是历史嵌在时间缝隙里的一根楔子，这个城市的历史只有一百年，如果把中山广场和人民广场当成是后面的两个零，这座塔就是前面的那个一。它站立在那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既然是这样一座关乎历史变迁的纪念性建筑物，怎么能轻易就给挪了地方呢？
记得，一伙人在人民广场拆塔的时候，我正在给一家周末女子学堂讲座，讲着讲着，竟忍不住哭了起来。我知道，我此时的泪水，不只为一个具有历史感的广场随意被修改而流淌，更为文化在这个城市的弱势和失语而潸然。
后来听说，这场拆迁来自一件有百名人大代表签名的提案，市政府根据这个提案，报经外交部批准，并征得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五国同意，最后作出迁塔的决定拉鲁拉斯。可是，在拆迁的现场，每天都围了成百上千的人。有的人在录像和拍照，有的人对着拆迁者大声喊叫，有的人甚至以肉身上去阻拦。那一场牵动人心的搬迁，却一刻也没有停下。
1999年9月3日，苏军烈士纪念塔迁建成功。落成典礼仪式，在旅顺口苏军烈士陵园隆重举行。自20世纪初开始，三里桥墓地见识过太多的仪式。20世纪末的这一次，却是与以往最不同的一次。不是一场建造，而是一场迁移。
时隔两年后，我曾与几个朋友专程去旅顺三里桥探看。记得，那是一个潮湿的阴天，我所熟悉的苏军烈士纪念塔，兀然矗立在陌生的和平广场上。直觉告诉我，它不属于这里，它是一座专门为另一个广场设计的建筑。因为它太大了，这个广场却太小了。
一起来的几个朋友，心情也十分复杂，大家久违了似的站在塔前，目不转睛地仰看着铜像。也许各自都想起了童年，父母扯着他们的手，全家人站在铜像下合影，然后一起看铜像上站着的鸽子。
离开之前，大家在玉米地边的壕埂上采了几捧野花，因为够不着铜像，就把它们放在塔前。我明显感到，大家的举动，与别的无关，只与个人记忆有关。
我想，有一天，为了让一个广场的记忆得以复原，也许会有人发起一个迁回铜像的倡议。如果这样，我将是积极响应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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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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